叶国治文库THE YE GUOZHI ARCHIVE
菜单 / Menu
← 返回《骠国记忆》
ARCHIVAL WORK · ORIGINAL CHINESE

2.01 回国寻梦

叶国治 · 中文原文 · 依据纸本逐页转录
Read the approved English translation ↓

1949年,是祖籍国地覆天翻、震惊世界的一年,也是我幼鸟翔空、人生转折的一年。

一、童年有梦

童年的幻梦是五彩缤纷的。曾经想过当园丁,带领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在知识的花园里采珍寻宝;也想当拖拉机手,驾着铁牛在解放的田野上驰骋;但最向往的还是当新闻记者,像《欧行散记》作者邹韬奋一样,漫游世界采访写作。

上小学时,我们家住在仰光31条街,这是抗战胜利后第二年从昆明迁回缅甸的事。日寇铁蹄蹂躏三年,仰光百废待兴,物资匮乏,生活极为困难。父亲被逼撇下我们,只身跑回昆明,想做两趟生意,重整旗鼓再开裁缝铺。

1946年,国民小学在21条街复校。我和大妹、二妹三人,每天清晨经过飘着鱼腥臭味的市场到学校去;下午,又顶着酷热的太阳回家。每天上学下学这种机械式的行动,对于将来要做些什么?从来没有想起。

直到第二年上初中,接触面多了,社会上的一些事,以及国内的学生民主运动等消息传来,我们小小的心灵开始有了触动。华侨中学的护校运动,右派分子殴打学校的进步学生,南洋中学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办起来,所有的这些,把我们从懵懂的状态中摇醒。我和肖永吉、李惠文等同学转到南中读书。全校只有两百多人(包括初中和小学)的南中,成立了小小图书馆,虽然书籍不多,却也能够满足如饥似渴的我们了。

图书管理员由初中同学义务担任,指导老师是永远面带微笑的短发女老师王一芒。她经常介绍我看中外名著,如《铁流》《对马》等,可我那时对外国小说不感兴趣,也不易看懂。那一长串名字,父名、夫名、姓名等等,搞得我稀里糊涂。外国历史知识的缺乏,时代背景的陌生,也是我看不懂外国小说的原因。中国小说看过一些,对巴金的小说觉得又厚又长,如激流三部曲,得花好多天,看过后,心里像是淤着一团棉花,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喜欢艾芜的《南行记》,有一种从困境中挣扎的振奋。我最爱看的是香港出版的边区文艺丛书,像《李勇大摆地雷阵》《李家庄的变迁》《刘巧儿团圆》《王贵与李香香》《新儿女英雄传》等等,这些书向我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眼前出现了一座灯光灿烂的灯塔。

这座灯塔,就是革命圣地延安。

童年的幻梦,随着课外书阅读的增多,内容丰富的幻想也不断变化。那时候,我们读高尔基的《海燕》,希望像海燕一样在暴风雨中呐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们歌唱:“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我们多么想奔向那个地方,去接受战斗的洗礼,去寻找我们的梦,去过一种与殖民地资本主义社会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朝气蓬勃的生活。

我们中二班就用“灯塔”作为壁报的刊名。李惠文善于画画,当之无愧成了插图美术编辑。曾少智写的字端正整齐,他就负责缮写。其他班的壁报有《燎原》《洪流》《海燕》等,壁报一张贴出来,各班同学就涌挤在走廊上,争相观看,指指点点,海阔天空,好不爽快。大概是课外书看多了,我的作文无形中大有长进。有一回作文比赛,以假期生活为主题得了第一名。现在,我已记不得写了些什么,但是当年却为此提高了写作兴趣。

1949年春夏,新学期开始。

一进校,就听说校务主任李行健老师不见了,我们的班主任王鹏年老师和校车司机郑国三也不见了。

各种猜测,议论纷纷。

若干年后,才知道李老师是奉召潜行回国,参加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王鹏年和郑国三是回到云南参加朱家璧的边疆纵队,为云南的解放而亲身实践的。我写出《他走了,在黎明前的黑夜》,纪念老师的勇敢行动,也寄托我的愿望和理想。

将近毕业的那学期,我试着向新创刊的《中华商报》投稿:《毕业》《新生篇》和《夜》。前者写初中毕业后,何去何从的苦闷和矛盾心理,毕业后是跟着父亲整日伏身在缝纫机上消磨青春呢?还是到茫茫人海中去做生意染一身铜臭?中间一篇是以散文诗形式抒写祖国大地解放后田野苏醒的景象,完全是小资情调。后者以仿小说形式写一个母亲在深夜盼等儿归的心情,在白色恐怖下,多少母亲在为儿子的命运忧心啊。

我用的是“草原”这个笔名,却被上届毕业的陈半曾识破了。“那篇《毕业》是你写的吧?我猜一定是你。”有一天他碰上我,我支吾一下,想否认又未出声,只是笑笑。我的内心有一种吃“耶格滋”(碎冰)的甜甜感觉。

二、回国寻梦

将近毕业,全班同学都在考虑怎么办?那时候,只有华侨中学有高中班。私下里,同学们都相互倾吐心情。去英文学校?都没有这个想法。毕业后当老师或者

做生意?那是不得已时的下下策。回国升学?最好!都是雄鹰待飞的年纪,都憧憬着解放区那自由呼吸的天地。可是祖国在千万里之外,需要一大笔路费哪。从边界走,云南尚未解放,遇到坏人大危险,大家只好等待,静观时局变化。

江敬贤有个哥哥从石家庄寄了几张《人民日报》,报上登有华北大学和军政大学的招生启事,这些学校的学杂费全免,可以解除我们没有外汇的顾虑。他哥哥江仲贤原在华侨中学读书,好像是张学林老师那一班。北平和平起义后,张学林老师,还有郭焕珍同学都回国了;可能江仲贤也是那时离开仰光的。

一张普普通通的报纸,在我们同学中间带来了小小的波动。回国,是我们毕业后的目标,我们的道路。回国升学,就是我们的前途。同学之间私下约好,分别到中国驻缅大使馆(当时还是国民党统属)办护照,只填到香港,不填中国大陆,恐被刁难。

回国,母亲不放心,也不愿让我走。当年,我是七个儿女中的老大,又是男孩子(我弟弟是我回国后才出生的),家庭的重担全靠父亲开了一个小裁缝店劳作。人口多,除了日常生活开支,四五个儿女,每个月的学校费就是一大笔,父亲总是像老黄牛一样默默耕作。他从早到晚,不停地踩着缝纫机,一直干到夜里十一二点才熄灯收工。我放学后,有时帮他把熨斗里的灰清一清,加加炭。晚上帮忙点煤气灯,打打气。母亲担心我离家后,没有帮手,全是些女孩子,怎么办?

然而,父亲支持我回国。他可能会想到,如果我留在仰光,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出路。他也不愿意我接继他的衣钵,他从不要我学车衣,只希望我好好念书。

我们的籍贯是广东省台山县。父亲永远忘记不了在贫穷乡下过的苦日子。一间破泥房,两分贫瘠田,小小年纪没机会读书,就到墟里跟人学徒。三年的车衣学徒后,孤身跟着水客飘洋过海到仰光谋生。

一些亲友听说我将要回国,就责怪父亲:“老叶叔,你怎能放心你个仔回国,那是共产党的世界啊。”

广州是1949年10月14日解放的。

父亲对于亲友的劝说,坦然地笑笑。“共产党又怎能唔好呢?可以分田分地嘛!”农村长大的父亲,对土地是多么渴望啊!

父亲和母亲给我们讲过唐山的事,我们村的叶氏祠堂,每年都有分鱼分肉。按照各家子弟入学情况,上过小学的有份,上过中学的就非常了不起,分得更多。而我是中学生了,回到乡下,也会给叶家光宗耀祖的。

如果我们家也能分到田地,以后他回国养老也有依靠。这是父亲简单的想法,也是他让我回国的理由。唐山人对故乡的爱是多么深沉啊!

那时候,船费十分昂贵。从仰光到香港,三等舱位都要300多卢比。父亲的劳动收入有限,一下子拿不出。他考虑到我回国后的费用,就向对门老黄姆家借了500卢比,换成外汇给我。又东凑西凑买了船票。这是很大一笔钱哪!母亲流着眼泪悄悄告诉我:“你父亲借的是高利贷啊,唉,又要多久才能还得起呢?”尚不知愁滋味的我,对父亲借债资助我回国的事有了一点悸动,心里有点难过,但很快就被即将飞翔的喜悦冲淡了。

回国后,大妹子来信说,父亲为了还债,日夜辛劳,还做了一些成衣,让母亲在广东大街摆了摊位,三妹高中才上了一年,就辍学在家车衣,四妹放学回来,就到摊位上协助母亲看摊收款。

父亲这样日夜辛劳,过度的劳动耗损了他的身体,他经常咳嗽,母亲发现父亲咳出的痰里带有血色,催他上医院检查,父亲不肯,怕耽误了生意,只是买点成药吃。不久,父亲的咳嗽越来越严重,在山芭教书的大妹子回到家,看见情况不妙,强制性地把父亲送进医院。病情稍有好转,父亲又急着回家,不停地干活。不久,旧疾复发,母亲劝他住院,他又不肯,他的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直到皮包骨头了,母亲催大妹回家,又再强迫父亲入院。50年代初期,痨病已可以医治,只要休息得好,营养适宜。可是,父亲操劳心急,延误了医治,终于在1955年英年早逝,享年54岁。

至今回忆起来,我深深地难过,父亲为了我的前途,负债劳动,直到去世,我对不起父亲,他在病中,还时时念着远方的儿子。而我这个不孝子未能回报父亲一分一毫,对于父亲的重病,我无能为力,无法帮他解脱。我欠父亲的太多太多了。

回过头来说。有一天,《中华商报》副刊编辑部来函,约我面见。我去了,赤脚套着木屐,白衬衫塞入黄卡几短裤,一位面色细嫩,讲话带有浙江口音的年轻人接见我,他就是朱仲玉(浙江绍兴人——编者注)。问了我在校的一些情况后,他说,缅华社会愿意写稿的人不多,写得好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他鼓励我多写作,多练习。当他知道我即将回国,带点惋惜地说:“这么快?现在回国,国内生活还很苦,你要有思想准备。”我说:“不怕的,我愿意吃苦。”说老实话,国内生活怎么个苦法,我也想像不出,也从未去想过。年轻人的冲动,有时是忘乎所以的。

我要回国,我要回国充实自己,我要上北京,看看我们伟大的首都,我要为祖国贡献自己一份力。

三、行前依依

徐日琛老师得知我们要回国,就把大家召集起来,在南中巴罕校区二楼宿舍他

家里,办了一个简单、丰盛的饯别会。

阁楼窄小,两张课桌拼在一起,餐席周围,都是我们中二班同学,陈波、李惠文、吴卓光、肖永坚和肖永吉俩兄弟、江敬贤和我,另有中五班的林社然。室内灯光淡,窗外树影摇曳;徐老师胖乎乎的脸上的酒窝盛着笑意,一再地劝我们挟菜,不要拘束。短发朴素的王一芒老师,时进时出地给我们端上热气腾腾香喷喷的菜肴。“做得不好!”王老师歉意地微笑。菜碟都是酒席上的大盘大碗(可能是借来的吧?)有红糟鱼、回锅肉、狮子头、炒什锦,简直就像酒宴一样,这么丰盛,有些我还从没有品尝过。大概是离情别绪早已塞满我们的肚囊吧,我们只动了几下筷子。

“过几天,你们就要回国,你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回国的缅甸侨生,祝贺你们!”徐老师在餐后一再嘱咐我们:“你们回国后,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侨胞们对你们的期望很高,你们为新中国做出贡献,就是缅甸华侨的光荣,要为侨胞们争气。”徐老师还关照我们,一路上要注意安全,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特务破坏。他还说,和你们同船的,还有华中同学,也有山芭来的同学,你们要团结互助,最好编成小组,出门在外,小心为重。他还说,有个侨领的儿子陈××(我忘记他的名字,好像是陈占梅的公子吧?)他是读英文学校的,年龄比你们大一些,他坐二等舱,请他带领你们。徐老师语重心长,频频嘱咐;我们心情激动,默默点头。徐老师临别一席话,我永远忘不了。

校园里,空气寂寂静静,草木冥冥朦朦,寄宿生大都回山芭去了。

南中,我们成长的摇篮,我们相依相伴,在右派的谩骂声中挺身而起,在经济极端困难的境遇下熬过来了!

南中,你即将成为我们心中的记忆,何年何月,我们才能回来呢?

四、告别仰光

爸爸一生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回,给我量身赶缝了一件卡其布中山装,适合国内穿着。他穿上他自己唯一的、只有赴酒宴才穿的灰蓝西装,带我到照相馆摄了父子亲情像。这张黑白像成了我和父亲诀别的纪念。无情的岁月把我们隔开,60多年了,不能和亲爱的父亲见上一面,是我一生中最大,也是最痛苦的遗憾。

爸爸给我买了帆布箱和装毛毯的旅行袋。还给我缝了双层可以两面穿的夹克,他说唐山比仰光冷,冬天可以穿夹克。我把几件需穿换的衣裤收拾在箱子里,把平日喜爱的书和一盒旧邮票也塞进箱里。“书少带几本吧,多享受几件衣服。”妈妈的声音带点心酸:“这些旧邮票带着做什么?又不能吃,又占地方。”可我坚持要把邮票带走,它是我的心爱的宝贝,是我多年搜集积累的成果。每个周休日或者学

期结束,我和同学曾少智,也有时约着街童小友司徒炎,到老远老远的印度人区的银行大楼后面的破纸堆里捡来的。我们把信封用水泡软将花花绿绿邮票小心翼翼地撕下摊开晾干。

这些费尽心机收集的邮票,我怎舍得抛弃呢?万万想不到若干年后,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这些拇指大的邮票,成了我政治前途上的绊脚石。这是后话。

几天来,妈妈老是不快乐,从她的眼神可以看出来。可是我想不出应当说些安慰她的话,妈妈心里的苦,我体会不出来;十几年了,妈妈疼我,护我这个独男子,可我只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一点也未体恤妈妈的辛苦。

我们家就在十八条街上段,八口之家挤在一间长条劳作间里,前面是车衣店,后面是卧室,中间有两个木柜排列,一个柜里装着布料,一个柜里装着针线用品和一些杂七杂八东西。旁边用一块遮帘隔开,作为通道。所谓卧室,就是摆着两张双人大床。每晚爸爸收工后,我便在前面将帆布床伸开来,架在缝纫机和裁衣桌中间,当作我的寝床。我每天上学放学,出出入入,感觉不出什么,可一旦要离开,这里的每样东西,都那么亲切,令人留恋。

等不及晨鸟的啼鸣,母亲就无声无息地把猪肉粥熬好,她炒了一盘鸡蛋,切了一碟香喷喷的腊肠,把儿女们都喊起床洗脸吃早餐。大妹、二妹、三妹吃过早餐,提着书包上学去了。爸爸在裁衣桌上整理衣料。母亲红着眼睛对我说:“喊你爸吃饭吧!”然后低头闪进厨房。我小声喊了:“爸,吃饭罗!”爸爸走过来吃了一碗粥,就出门去了。四妹、五妹坐在门槛上,端着饭碗望着大街,不似往日那般嬉闹。

过了一阵,门口停下一辆四轮马车,一个头上缠着白布,满脸胡子拉碴的印度车夫听从爸爸吩咐,把我的行李装上马车。妈妈走过来,把一个红色信封的“利市”包塞在我手心,眼睛润湿,声音哽咽:“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时常写信回来……!”两个小妹妹一会看看妈,一会又望望我。她们还不知道生离死别是怎么一回事,张大的眼睛带点疑惑又有点忧郁。此时此刻,我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我的感情好像仰光街头冷饮柜上硬硬的冰块,我的眼睛呆滞无泪。我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坐上马车。车夫抖动缰绳,马车沿着清晨的阳光启动了。

进入码头,人群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同学们和送行的亲友们已经在那里聊天等待上船,大家都很兴奋。经过海关检查,旅客依次走上甲板。我们都扶着船沿栏杆,向岸上观望。在送行的人群里,我看见爸爸向我挥手。岸上有人大声喊着祝福的话,船上的人大声应和。船离开码头,爸爸的身影渐渐模糊,我那颗兴奋的心突然罩上一层阴影,好像失落了什么,有点酸酸的感觉。

再见了,亲爱的父亲,再见了,仰光,我的第二故乡。

五、奔向祖国

我们搭的是载重九千吨的“腾南拉”商船。我们的舱位是三等大统舱,行李在底舱一角铺开。同船的侨生中,有华侨中学的曾继长,我们是国民小学同窗,假期里,偷偷躲在他家里,收听新华社广播电台的新闻。张廷楷也是华中学生,张学林老师回国后,他就立意积蓄路费。他父母不允许他回国,他为自己的理想、离家私奔。山芭来的侨生黄志明,他是仰光《人民报》记者黄开昌的弟弟。钟国宏是南中缅文老师钟月波弟弟,回国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缅文组工作。

船在印度洋上航行了几天,就经过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没有管辖权的中国海。

1949年11月底到达香港。船一抛锚,许多小船团拢过来,有兜售食品的,有兜售旅馆生意的,又喊又叫,又拉又扯,混乱得很。我们记住临行前老师的交待,为安全起见,把行李集中一堆,站在周围守护,不让陌生人夺行李抢生意,由领队的人跟他们商谈,然后就换乘小船。

上岸后,才知道香港这个繁华小岛十分拥挤,我们住的旅店生意爆满,十几个同学只有一个房间,不够,就在走廊上加床,一床又一床。广州解放后,全球侨胞回国探亲的,侨生回国升学的,还有外逃的富人,旧政权的公务人员都涌来香港,使香港显得杂乱拥挤。

我们在香港住了一星期,全体同学到照相馆摄了一张缅华侨生回国的历史纪念像。带队的大同学拿着介绍信接上了关系;有一个戴鸭舌帽的青年前来,领我们过轮渡,上九龙,乘火车,到罗湖。这个青年人是谁,谁也不问,反正是香港地下组织派来的,护送我们安全入国境。

罗湖和深圳,只隔一条小河,时值深秋枯水季节,河床露底;河不很宽,桥不很长,用木头搭建,没有栏杆。火车一停下,旅客就扛着行李,蜂涌地向桥那面奔跑。我们每个同学都有两三件行李,自己拖不动。一些挑夫拿着绳索,扛着扁担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兜揽生意。为了防止受骗和错乱,由带队同学讲好价钱,选定挑夫,我们跟着过桥。

桥那面,还设有专门的海关检查站站房。看到我们是学生,不用检查。一些旅客接受边防人员检查,就在路边开箱掀盖,凡是境外出版的印刷品,都一律扣下。

深圳,不过是边境上一个小小农村,只有几间茅舍,阡陌交错,不远处还有水牛在田野啃草,轻闲地甩着尾巴。

高高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呵!这就是祖国,我们日盼夜盼的新中国!穿黄绿

军装,胸上佩着“两广纵队”胸章,军帽下露出短发的女兵,英姿飒爽,协助穿灰色制服的女子都在维持铁路秩序;帽徽上嵌着五角星,扎着绑腿,荷着步枪的人民解放军在近处站岗。

太阳暖暖,空气清新。深圳,您好!祖国的早晨,您好!

在仰光,我读过《虾球传》,读过韩笑的战斗诗歌,今天,我亲临这战斗的土地,解放了的土地,我多么高兴。

祖国,我们回来了!

FAMILY ARCHIVE · RANGOON

以下照片保存了本文所写的家庭生活空间与裁缝店。照片说明由家属提供。

叶国治童年时在仰光十八条街的家兼裁缝店内部
叶国治童年时在仰光十八条街的家兼裁缝店。前面是做衣服的工作空间,后面是家人居住的地方。The Ye family home and tailoring shop on 18th Street in Rangoon, the narrow home-and-work space Ye Guozhi describes in this memoir.
叶国治的母亲在仰光家中的裁缝店踩缝纫机做衣服
叶国治的母亲在家中的裁缝店踩缝纫机做衣服。Ye Guozhi’s mother sewing clothes in the family tailoring shop in Rangoon.
叶国治的舅父在仰光家中的裁缝店工作
叶国治的舅父(母亲的兄弟)在家中的裁缝店工作。Ye Guozhi’s maternal uncle, his mother’s brother, working in the family tailoring shop in Rangoon.
APPROVED ENGLISH TRANSLATION

Returning to China in Search of a Dream

Ye Guozhi · English translation · Approved by the family

1949 was a year when the land of my ancestral country was turned upside down and the whole world was shaken. It was also the year when this young bird first took wing, a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I. A Childhood Dream

The dreams of childhood were many-colored. At one time I wanted to be a gardener, leading innocent and lively children through the garden of knowledge to search for treasures. I also wanted to be a tractor driver, riding an iron ox across the liberated fields. But what I longed for most was to become a journalist, to travel the world interviewing and writing, like Zou Taofen, author of *Notes from a Journey through Europe*.

When I was in primary school, our family lived on 31st Street in Rangoon. This was the second year after we had moved back to Burma from Kunming following victory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fter three years under the iron heel of the Japanese invaders, Rangoon had a hundred things waiting to be rebuilt. Supplies were scarce and life was extremely difficult. Father was forced to leave us behind and return alone to Kunming, hoping to make two trading trips, rebuild his resources, and reopen his tailor shop.

In 1946, National Primary School reopened on 21st Street. My eldest younger sister, my second younger sister, and I went to school every morning through a market filled with the fishy smell of seafood, then walked home again in the blazing afternoon sun. Day after day, going to school and coming home was almost mechanical. What would I do in the future? I had never thought about it.

It was not until the following year, after I entered middle school and came into contact with more of the world, that news of events in society and of the student democratic movement in China began reaching us, and our young minds were stirred. There was the movement at Overseas Chinese Middle School to protect the school, the beating of progressive students there by right-wing elements, and the founding of Nanyang Middle School under conditions of extreme financial difficulty. All these things shook us awake from our ignorance. Together with classmates Xiao Yongji, Li Huiwen, and others, I transferred to Nanyang Middle School. The whole school had only a little over two hundred students, including both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 but it established a small library. There were not many books, yet for those of us hungry for reading, it was enough.

The librarians were middle-school students serving voluntarily. The supervising teacher was Wang Yimang, a short-haired woman who always wore a smile. She often recommended Chinese and foreign classics to me, such as *The Iron Flood* and *Tsushima*. At the time, however, I was not interested in foreign novels and found them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ose long strings of names—father’s names, husbands’ names, personal names, and so on—left me completely confused. My lack of knowledge of foreign history and unfamiliarity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were other reasons I could not understand foreign fiction.

I read some Chinese novels. Ba Jin’s books seemed thick and long to me. His *Torrent Trilogy*, for example, took many days to finish, and afterward I felt as if a wad of cotton were lodged in my chest, leaving me oppressed. I liked Ai Wu’s *Journey to the South*. It gave me the feeling of struggling upward out of hardship. My favorites were the Border Region literature se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ooks such as *Li Yong Lays a Great Minefield*, *Changes in Lijiazhuang*, *Liu Qiao’er’s Reunion*, *Wang Gui and Li Xiangxiang*, and *New Heroes and Heroines*. These books opened before me an entirely new world. In front of my eyes appeared a brightly shining lighthouse.

That lighthouse was Yan’an, the sacred land of revolution.

As I read more books outside class, my childhood dreams grew richer and kept changing. At that time we read Gorky’s *Song of the Stormy Petrel* and hoped that, like the stormy petrel, we too could cry out in the storm: “Let the storm rage still more fiercely!” We sang: “You are the lighthouse, shining over the sea before dawn!” How we longed to go to that place, to receive the baptism of struggle, to search for our dream, and to live a vigorous kind of life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colonial capitalist society.

Our second-year class used “Lighthouse” as the name of its wall newspaper. Li Huiwen was good at drawing and naturally became the art editor responsible for illustrations. Zeng Shaozhi wrote neat, square characters, so he did the copying. Other classes had wall newspapers called *Prairie Fire*, *Torrent*, and *Stormy Petrel*. Whenever a new wall newspaper was posted, students from every class crowded into the corridor to read it, pointing here and there and talking about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It was great fun.

Perhaps because I had read so many books outside class, my compositions improved without my noticing. Once, in a writing competition on the theme of vacation life, I won first place. I no longer remember what I wrote, but at the time it greatly increased my interest in writing.

In the spring and summer of 1949, the new school term began.

As soon as we arrived, we heard that Director of School Affairs Li Xingjian had disappeared. Our homeroom teacher Wang Pengnian and school-bus driver Zheng Guosan had also disappeared.

Everyone guessed and argued about what had happened.

Only many years later did I learn that Teacher Li had secretly returned to China after receiving a summons to attend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n Beijing. Wang Pengnian and Zheng Guosan had gone back to Yunnan to join Zhu Jiabi’s Borderland Column and take part personally in the liberation of Yunnan. I wrote *He Left in the Dark Night Before Dawn* to commemorate my teachers’ courageous actions and also to express my own hopes and ideals.

During the term before graduation, I tried submitting pieces to the newly founded *Chinese Commercial Daily*: *Graduation*, *A New Life*, and *Night*. The first was about the anguish and conflict I felt over what to do after graduating from middle school. Should I follow Father and spend my youth bent over a sewing machine all day? Or should I go into the vast sea of commerce and stain myself with the smell of money? The second was written as a prose poem describing the awakening fields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the motherland. It was completely petty-bourgeois sentiment. The last was written in the form of a short story about a mother waiting late into the night for her son to return. Under the White Terror, how many mothers were worrying over the fate of their sons?

I used the pen name “Grassland,” but Chen Banzeng, who had graduated the year before, saw through it.

“That piece *Graduation* was yours, wasn’t it? I knew it had to be you.”

One day when he ran into me, I hesitated. I wanted to deny it but said nothing, and only smiled. Inside, I felt the sweet pleasure of eating “ye ge zi”—crushed ice.

II. Returning to China in Search of a Dream

As graduation approached, everyone in our class was thinking about what to do next. At that time, only Overseas Chinese Middle School had a senior-high division. In private, classmates confided their thoughts to one another. Go to an English-language school? None of us wanted that. Become teachers or go into business after graduation? Those were choices only if there were no other way. Return to China to continue our studies? That was best of all! We were all at the age when young eagles were waiting to fly, and we dreamed of the liberated areas, where one could breathe freely. But the motherland was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and the journey required a great deal of money. Going overland through the border was also dangerous because Yunnan had not yet been liberated. If we ran into bad people, the danger would be great. So all we could do was wait and quietly watch how events developed.

Jiang Jingxian had an older brother who sent several copies of *People’s Daily* from Shijiazhuang. The newspaper carried admission notices for North China University and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University. Tuition and other school fees at those schools were completely waived, relieving us of the worry that we had no foreign exchange. His brother Jiang Zhongxian had studied at Overseas Chinese Middle School and,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had been in Teacher Zhang Xuelin’s class. Afte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Beiping, Teacher Zhang Xuelin and our schoolmate Guo Huanzhen returned to China. Perhaps Jiang Zhongxian left Rangoon at that time as well.

A few ordinary newspapers created a small stir among us. Returning to China became our goal after graduation, our road forward. Returning to China to study was our future. In private, we agreed that each of us would go to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urma—still under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t the time—to apply for a passport. We would list Hong Kong as our destination but not mainland China, for fear they would make trouble for us.

Mother worried about my returning to China and did not want me to go. At the time, I was the eldest of seven children and the only boy. My younger brother was not born until after I had returned to China. The burden of the whole family rested on Father’s small tailor shop. There were many mouths to feed. Beyond daily living expenses, the monthly school fees for four or five children were already a large sum. Father always worked silently like an old ox. From morning until night he kept pressing the treadle of his sewing machine and did not turn out the light and stop until eleven or twelve at night. Sometimes after school I helped clean the ash from his iron and add charcoal. At night I helped light and pump up the gas lamp. Mother worried that after I left there would be no one to help. The rest were all girls. What would they do?

Father, however, supported my return to China. Perhaps he thought that if I stayed in Rangoon, I would not have much of a future. He also did not want me to inherit his trade. He never asked me to learn tailoring. He wanted only for me to study hard.

Our ancestral home was Taishan Coun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Father could never forget the hard life he had known in the poor countryside. The family had one broken mud house and two *fen* of barren farmland. He had no chance to attend school when he was young and instead went to the market town as an apprentice. After three years learning tailoring, he followed a traveling broker across the sea to Rangoon alone to make a living.

When some relatives and friends heard that I was going back to China, they blamed Father.

“Uncle Ye, how can you feel safe letting your son go back? That’s the Communists’ world now.”

Guangzhou was liberated on October 14, 1949.

Father merely smiled calmly at their warnings.

“How could the Communists be bad? They’ll divide up the land!”

Having grown up in the countryside, how deeply Father longed for land.

Father and Mother had told us about Tangshan—the old country. In our village, the Ye ancestral hall distributed fish and meat every year. The shares depended on how far the sons of each family had gone in school. Anyone who had attended primary school received a share. Someone who had attended middle school was considered quite remarkable and received even more. I was already a middle-school student. If I returned to the village, I too would bring honor to the Ye family.

If our family could also receive some farmland, Father would have something to depend upon if he returned to China in old age. That was Father’s simple way of thinking, and it was also his reason for letting me go. How deep was the love that people from Tangshan held for their native soil.

At that time, passage by ship was very expensive. Even a third-class berth from Rangoon to Hong Kong cost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rupees. Father’s earnings from his labor were limited, and he could not produce such a sum all at once. Thinking also of the money I would need after reaching China, he borrowed five hundred rupees from Old Mrs. Huang across the street and exchanged it for foreign currency for me. Then he scraped together money here and there to buy my ticket. It was an enormous sum.

With tears in her eyes, Mother quietly told me, “Your father borrowed from a moneylender. Ah, how long will it take us to pay it back?”

I was still too young to know the taste of sorrow. Learning that Father had gone into debt to finance my return to China made my heart tremble a little, and I felt sad. But the sadness was soon overwhelmed by the joy of knowing that I was about to take flight.

After I returned to China, my eldest younger sister wrote to tell me that Father worked day and night to repay the debt. He also made ready-made clothes and had Mother set up a stall on Guangdong Street to sell them. My third younger sister had been in senior high school for only one year when she left school to stay home and sew. My fourth younger sister would come home after school and go straight to the stall to help Mother watch it and collect money.

Father’s labor day and night wore down his body. He often coughed. When Mother noticed blood in his sputum, she urged him to go to the hospital for an examination, but Father refused because he was afraid of losing business. He only bought some patent medicine. Before long his cough became worse and worse. My eldest younger sister, who was teaching in the countryside, returned home, saw that something was terribly wrong, and forced Father into the hospital. As soon as his condition improved a little, he hurried home again and went right back to work. Not long afterward, the illness returned. Mother urged him to enter the hospital, but again he refused. His body grew thinner day by day until he was little more than skin and bones. Mother called my sister home, and once again they forced him into the hospital.

By the early 1950s, tuberculosis could already be treated, provided the patient rested properly and had adequate nutrition. But Father was anxious about work and kept laboring. Treatment was delayed. In 1955, he died far too young, at the age of fifty-four.

Even now, remembering this makes me deeply sad. For my future, Father went into debt and worked himself to exhaustion until his death. I wronged him. Even while he was ill, he kept thinking of his son far away. Yet this unfilial son never repaid him in the slightest. When Father was gravely ill, I was powerless. I could do nothing to ease his suffering. I owe Father far, far too much.

But let me return to the story.

One day, the supplement editor of *Chinese Commercial Daily* sent me a letter asking me to come in. I went wearing wooden clogs on my bare feet, with a white shirt tucked into yellow khaki shorts. A young man with a smooth complexion and a Zhejiang accent received me. He was Zhu Zhongyu of Shaoxing, Zhejiang—editor’s note. After asking about my school, he said that few people in the Burmese Chinese community were willing to write, and those who wrote well were rarer still. He encouraged me to write more and practice more.

When he learned that I would soon be returning to China, he said with some regret, “So soon? Life in China is still very hard. You should be mentally prepared.”

“I’m not afraid,” I said. “I’m willing to endure hardship.”

To tell the truth, I had no idea what hardship in China actually meant. I could not imagine it and had never really thought about it. The impulsiveness of youth sometimes makes one forget everything else.

I wanted to return to China. I wanted to return and enrich myself. I wanted to go to Beijing and see our great capital. I wanted to contribute my own small share to the motherland.

III. Reluctance Before Departure

When Teacher Xu Richen learned that we were going back to China, he gathered us at his home in the second-floor dormitory of Nanyang Middle School’s Bahan campus and gave us a simple but abundant farewell dinner.

The loft was narrow. Two school desks had been pushed together. Around them sat our second-year classmates Chen Bo, Li Huiwen, Wu Zhuoguang, the brothers Xiao Yongjian and Xiao Yongji, Jiang Jingxian, and me, together with Lin Sheran from the fifth-year class. The light inside was dim, while shadows of trees swayed outside the window. Dimples appeared in Teacher Xu’s plump face as he smiled and kept urging us to take more food and not stand on ceremony. Teacher Wang Yimang, plainly dressed and with short hair, went in and out bringing us dish after fragrant, steaming dish.

“It didn’t turn out very well,” Teacher Wang said with an apologetic smile.

The serving dishes were the large plates and bowls used at banquets—perhaps they had been borrowed. There was fish cooked with red fermented rice, twice-cooked pork, lion’s-head meatballs, and stir-fried mixed vegetables. It was almost like a formal feast. There were dishes I had never tasted before. Perhaps the sadness of parting had already filled our stomachs. We scarcely moved our chopsticks.

“In a few days, you will be returning to China,” Teacher Xu told us after the meal. “You are the first group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from Burma to return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ongratulations!”

Again and again he reminded us: “After you return, study hard and learn real skills. The overseas Chinese here have high hopes for you. If you make contributions to New China, that will bring honor to the Chinese in Burma. You must do them proud.”

Teacher Xu also warned us to pay attention to safety along the way, to remain alert, and to guard against sabotage by bad people and secret agents. He said that students from Overseas Chinese Middle School would be on the same ship, along with students from the countryside, and that we should unite and help one another. It would be best to organize into small groups. Away from home, caution came first.

He also said that the son of a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 Chen so-and-so—I have forgotten his name; perhaps he was Chen Zhanmei’s son—was older than we were and attended an English-language school. He would be traveling second class, so Teacher Xu asked him to lead us.

Teacher Xu spoke to us with deep earnestness, warning and advising us again and again. We were moved and silently nodded. I have never forgotten what he said to us before we left.

The campus was utterly quiet. Trees and grass were dim in the night. Most of the boarding students had already gone home to the countryside.

Nanyang Middle School, cradle of our growth—we had depended upon one another. Amid the insults of the right wing, we had stood upright. Under conditions of extreme financial hardship, we had endured and survived.

Nanyang, you were about to become a memory in our hearts. In what year, in what month, would we ever return?

IV. Farewell to Rangoon

All his life, Father had made wedding clothes for other people. This time he hurried to make something to my own measure: a khaki Zhongshan suit suitable for wearing in China. He put on his one gray-blue Western suit, which he wore only when attending banquets, and took me to a photography studio for a portrait of father and son. That black-and-white photograph became the memorial of my final parting from Father. The merciless years separated us. More than sixty years have passed. Never being able to see my beloved father again is the greatest and most painful regret of my life.

Father bought me a canvas suitcase and a travel bag for my blanket. He also sewed me a double-layered jacket that could be worn on either side. He said Tangshan was colder than Rangoon, and I could wear the jacket in winter.

I packed a few changes of clothes into the suitcase and also stuffed in some books I loved and a box of old postage stamps.

“Take fewer books and bring a few more clothes instead,” Mother said, sadness in her voice. “What are you taking those old stamps for? You can’t eat them, and they take up space.”

But I insisted on bringing the stamps. They were my beloved treasure, the result of years of collecting. On Sundays and at the end of school terms, my classmate Zeng Shaozhi and I, sometimes joined by my street friend Situ Yan, would go far, far away to the Indian quarter and dig through piles of wastepaper behind a bank building. We soaked old envelopes in water, carefully peeled off the brightly colored stamps, spread them out, and let them dry.

After all the trouble I had taken to collect those stamps, how could I bear to throw them away? Never in ten thousand dreams did I imagine that years later, during one political movement after another, those thumb-sized stamps would become stumbling blocks in my political future. But that is another story.

For several days, Mother had been unhappy. You could see it in her eyes. Yet I could not think of anything to say to comfort her. I did not understand the pain in her heart.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she had loved and protected me, her only son, while I had simply opened my mouth when food arrived and stretched out my arms when clothes were brought. I had never given a thought to how hard Mother worked.

Our home was on the upper part of 18th Street. Eight people crowded into one long workroom. The tailor shop was in front and the sleeping area in back. Two wooden cabinets stood in the middle. One held cloth, the other thread, sewing supplies, and all sorts of odds and ends. Beside them, a hanging curtain separated off a passageway. What we called the bedroom held only two double beds. Every night after Father finished work, I unfolded a canvas cot in the front and set it between the sewing machine and the cutting table. That was my bed.

Every day I went in and out on my way to and from school and noticed nothing special. But once I was about to leave, every single thing there seemed so dear and so hard to part from.

Before the morning birds had begun to call, Mother silently finished cooking pork congee. She fried a plate of eggs, sliced a dish of fragrant Chinese sausage, and called all the children to wash their faces and eat breakfast. My eldest, second, and third younger sisters ate and left for school with their bookbags. Father sorted cloth on the cutting table.

With reddened eyes, Mother said to me, “Call your father to eat.” Then she lowered her head and slipped into the kitchen.

“Dad, come eat,” I called softly.

Father came over, ate one bowl of congee, and went out. My fourth and fifth younger sisters sat on the threshold holding their bowls and staring at the street. They were not playing noisily as they usually did.

After a while, a four-wheeled horse carriage stopped at the door. An Indian driver with white cloth wrapped around his head and a face full of whiskers followed Father’s instructions and loaded my luggage onto the carriage.

Mother came over and pressed a red lucky-money envelope into my palm. Her eyes were wet, and her voice choked.

“Take care of yourself away from home... Write back often...”

My two little sisters looked first at Mother and then at me. They still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separation in life and death meant. Their wide eyes held both puzzlement and sadness.

At that moment I did not know what I was thinking either. My feelings seemed like the hard blocks of ice in the cold-drink cases on the streets of Rangoon. My eyes were dull and dry. I said nothing because I did not know what to say. I simply climbed silently into the carriage.

The driver flicked the reins, and the carriage started forward through the morning sunlight.

At the docks, people stood in clusters here and there. Our classmates and the relatives and friends seeing us off were already there talking and waiting for us to board. Everyone was excited. After passing customs inspection, the passengers went up onto the deck one by one. We all leaned against the rail and looked back toward shore.

Among those seeing us off, I saw Father waving to me. People on shore shouted words of blessing, and people aboard shouted back. As the ship pulled away, Father’s figure gradually blurred. My excited heart suddenly seemed covered by a shadow. I felt as though I had lost something, and there was a sour ache inside me.

Goodbye, beloved Father.

Goodbye, Rangoon, my second homeland.

V. Toward the Motherland

We traveled aboard the *Tengnanla*, a merchant ship of nine thousand tons. Our berths were in the large third-class dormitory compartment, with our luggage spread out in one corner below deck.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traveling with us was Zeng Jichang from Overseas Chinese Middle School. We had been classmates at National Primary School, and during vacations we had secretly hidden in his home to listen to news broadcasts from the Xinhua News Agency radio station. Zhang Tingkai was also a student at Overseas Chinese Middle School. After Teacher Zhang Xuelin returned to China, Zhang Tingkai made up his mind to save money for the journey. His parents would not allow him to go, so for the sake of his ideal he ran away from home. Huang Zhiming came from the countryside. He was the younger brother of Huang Kaichang, a reporter for Rangoon’s *People’s Daily*. Zhong Guohong was the younger brother of Zhong Yuebo, a Burmese-language teacher at Nanyang Middle School.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he worked in the Burmese-language section of the Central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After several days sailing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the ship passed Singapore at the Strait of Malacca and entered the South China Sea—the China Sea over which China had no jurisdiction.

We reached Hong Kong in late November 1949. As soon as the ship dropped anchor, many small boats crowded around us. Some sold food, some hawked hotel rooms. People shouted, pulled, and tugged. It was terribly chaotic. Remembering our teachers’ instructions before departure, we piled our luggage together for safety and stood around it to guard it, refusing to let strangers seize our bags in order to win our business. The students leading our group negotiated with them, and only then did we transfer to a small boat.

Once ashore, we discovered how crowded the prosperous little island of Hong Kong was. The hotel where we stayed was completely full. More than ten of us had only one room, and when that was not enough, extra beds were set up along the corridor, one after another. After Guangzhou was liberated, overseas Chinese from around the world returning to visit family,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going back to study, wealthy people fleeing outward, and officials of the old regime all poured into Hong Kong, making the city seem disorderly and overcrowded.

We stayed in Hong Kong for a week. All of us went to a photography studio and took a historic commemorative photograph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from Burma returning to China.

An older student leading the group used a letter of introduction to make contact with the proper people. A young man wearing a peaked cap came to meet us. He led us across by ferry, into Kowloon, onto a train, and finally to Lo Wu. Who was this young man? No one asked. In any case, he had been sent by Hong Kong’s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 to escort us safely across the border.

Lo Wu and Shenzhen were separated only by a small river. It was late autumn, the dry season, and the riverbed was exposed. The river was not very wide, and the bridge was not very long. It was built of wood and had no railing. As soon as the train stopped, passengers shouldered their luggage and swarmed toward the bridge. Every one of us had two or three pieces of baggage and could not move them alone. Porters carrying ropes and shoulder poles circled around us looking for work. To prevent cheating and confusion, the student leaders agreed on a price, selected the porters, and we followed them across the bridge.

On the other side stood a customs inspection building. When the officials saw that we were students, they did not inspect us. Other travelers were searched by border personnel at the roadside, where their trunks were opened and lids lifted. Any printed materials published outside the country were confiscated without exception.

Shenzhen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tiny rural settlement on the border. There were only a few thatched houses and a patchwork of footpaths and fields. Not far away, water buffalo grazed in the countryside, lazily swishing their tails.

High above us, the Five-Star Red Flag fluttered in the wind.

Ah! This was the motherland, the New China we had longed for day and night!

Women soldiers in yellow-green uniforms, with “Liangguang Column” badges on their chests and short hair showing beneath their caps, looked bold and spirited as they helped women in gray uniforms maintain order on the railway. Nearby,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oldiers stood guard wearing five-pointed-star cap badges, puttees around their legs, and rifles on their shoulders.

The sun was warm. The air was fresh.

Shenzhen, greetings to you!

Morning of the motherland, greetings to you!

In Rangoon I had read *The Story of Shrimp Ball*. I had read Han Xiao’s poems of battle. Today I had come in person to this land of struggle, this liberated land. How happy I was.

Motherland, we have come 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