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 骠国记忆
2.01 回国寻梦
1949年，是祖籍国地覆天翻、震惊世界的一年，也是我幼鸟翔空、人生转折的一年。
一、童年有梦
童年的幻梦是五彩缤纷的。曾经想过当园丁，带领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在知识的花园里采珍寻宝；也想当拖拉机手，驾着铁牛在解放的田野上驰骋；但最向往的还是当新闻记者，像《欧行散记》作者邹韬奋一样，漫游世界采访写作。
上小学时，我们家住在仰光31条街，这是抗战胜利后第二年从昆明迁回缅甸的事。日寇铁蹄蹂躏三年，仰光百废待兴，物资匮乏，生活极为困难。父亲被逼撇下我们，只身跑回昆明，想做两趟生意，重整旗鼓再开裁缝铺。
1946年，国民小学在21条街复校。我和大妹、二妹三人，每天清晨经过飘着鱼腥臭味的市场到学校去；下午，又顶着酷热的太阳回家。每天上学下学这种机械式的行动，对于将来要做些什么？从来没有想起。
直到第二年上初中，接触面多了，社会上的一些事，以及国内的学生民主运动等消息传来，我们小小的心灵开始有了触动。华侨中学的护校运动，右派分子殴打学校的进步学生，南洋中学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办起来，所有的这些，把我们从懵懂的状态中摇醒。我和肖永吉、李惠文等同学转到南中读书。全校只有两百多人（包括初中和小学）的南中，成立了小小图书馆，虽然书籍不多，却也能够满足如饥似渴的我们了。
图书管理员由初中同学义务担任，指导老师是永远面带微笑的短发女老师王一芒。她经常介绍我看中外名著，如《铁流》《对马》等，可我那时对外国小说不感兴趣，也不易看懂。那一长串名字，父名、夫名、姓名等等，搞得我稀里糊涂。外国历史知识的缺乏，时代背景的陌生，也是我看不懂外国小说的原因。中国小说看过一些，对巴金的小说觉得又厚又长，如激流三部曲，得花好多天，看过后，心里像是淤着一团棉花，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喜欢艾芜的《南行记》，有一种从困境中挣扎的振奋。我最爱看的是香港出版的边区文艺丛书，像《李勇大摆地雷阵》《李家庄的变迁》《刘巧儿团圆》《王贵与李香香》《新儿女英雄传》等等，这些书向我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眼前出现了一座灯光灿烂的灯塔。
这座灯塔，就是革命圣地延安。
童年的幻梦，随着课外书阅读的增多，内容丰富的幻想也不断变化。那时候，我们读高尔基的《海燕》，希望像海燕一样在暴风雨中呐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们歌唱：“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我们多么想奔向那个地方，去接受战斗的洗礼，去寻找我们的梦，去过一种与殖民地资本主义社会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朝气蓬勃的生活。
我们中二班就用“灯塔”作为壁报的刊名。李惠文善于画画，当之无愧成了插图美术编辑。曾少智写的字端正整齐，他就负责缮写。其他班的壁报有《燎原》《洪流》《海燕》等，壁报一张贴出来，各班同学就涌挤在走廊上，争相观看，指指点点，海阔天空，好不爽快。大概是课外书看多了，我的作文无形中大有长进。有一回作文比赛，以假期生活为主题得了第一名。现在，我已记不得写了些什么，但是当年却为此提高了写作兴趣。
1949年春夏，新学期开始。
一进校，就听说校务主任李行健老师不见了，我们的班主任王鹏年老师和校车司机郑国三也不见了。
各种猜测，议论纷纷。
若干年后，才知道李老师是奉召潜行回国，参加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王鹏年和郑国三是回到云南参加朱家璧的边疆纵队，为云南的解放而亲身实践的。我写出《他走了，在黎明前的黑夜》，纪念老师的勇敢行动，也寄托我的愿望和理想。
将近毕业的那学期，我试着向新创刊的《中华商报》投稿：《毕业》《新生篇》和《夜》。前者写初中毕业后，何去何从的苦闷和矛盾心理，毕业后是跟着父亲整日伏身在缝纫机上消磨青春呢？还是到茫茫人海中去做生意染一身铜臭？中间一篇是以散文诗形式抒写祖国大地解放后田野苏醒的景象，完全是小资情调。后者以仿小说形式写一个母亲在深夜盼等儿归的心情，在白色恐怖下，多少母亲在为儿子的命运忧心啊。
我用的是“草原”这个笔名，却被上届毕业的陈半曾识破了。“那篇《毕业》是你写的吧？我猜一定是你。”有一天他碰上我，我支吾一下，想否认又未出声，只是笑笑。我的内心有一种吃“耶格滋”（碎冰）的甜甜感觉。
二、回国寻梦
将近毕业，全班同学都在考虑怎么办？那时候，只有华侨中学有高中班。私下里，同学们都相互倾吐心情。去英文学校？都没有这个想法。毕业后当老师或者
做生意？那是不得已时的下下策。回国升学？最好！都是雄鹰待飞的年纪，都憧憬着解放区那自由呼吸的天地。可是祖国在千万里之外，需要一大笔路费哪。从边界走，云南尚未解放，遇到坏人大危险，大家只好等待，静观时局变化。
江敬贤有个哥哥从石家庄寄了几张《人民日报》，报上登有华北大学和军政大学的招生启事，这些学校的学杂费全免，可以解除我们没有外汇的顾虑。他哥哥江仲贤原在华侨中学读书，好像是张学林老师那一班。北平和平起义后，张学林老师，还有郭焕珍同学都回国了；可能江仲贤也是那时离开仰光的。
一张普普通通的报纸，在我们同学中间带来了小小的波动。回国，是我们毕业后的目标，我们的道路。回国升学，就是我们的前途。同学之间私下约好，分别到中国驻缅大使馆（当时还是国民党统属）办护照，只填到香港，不填中国大陆，恐被刁难。
回国，母亲不放心，也不愿让我走。当年，我是七个儿女中的老大，又是男孩子（我弟弟是我回国后才出生的），家庭的重担全靠父亲开了一个小裁缝店劳作。人口多，除了日常生活开支，四五个儿女，每个月的学校费就是一大笔，父亲总是像老黄牛一样默默耕作。他从早到晚，不停地踩着缝纫机，一直干到夜里十一二点才熄灯收工。我放学后，有时帮他把熨斗里的灰清一清，加加炭。晚上帮忙点煤气灯，打打气。母亲担心我离家后，没有帮手，全是些女孩子，怎么办？
然而，父亲支持我回国。他可能会想到，如果我留在仰光，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出路。他也不愿意我接继他的衣钵，他从不要我学车衣，只希望我好好念书。
我们的籍贯是广东省台山县。父亲永远忘记不了在贫穷乡下过的苦日子。一间破泥房，两分贫瘠田，小小年纪没机会读书，就到墟里跟人学徒。三年的车衣学徒后，孤身跟着水客飘洋过海到仰光谋生。
一些亲友听说我将要回国，就责怪父亲：“老叶叔，你怎能放心你个仔回国，那是共产党的世界啊。”
广州是1949年10月14日解放的。
父亲对于亲友的劝说，坦然地笑笑。“共产党又怎能唔好呢？可以分田分地嘛！”农村长大的父亲，对土地是多么渴望啊！
父亲和母亲给我们讲过唐山的事，我们村的叶氏祠堂，每年都有分鱼分肉。按照各家子弟入学情况，上过小学的有份，上过中学的就非常了不起，分得更多。而我是中学生了，回到乡下，也会给叶家光宗耀祖的。
如果我们家也能分到田地，以后他回国养老也有依靠。这是父亲简单的想法，也是他让我回国的理由。唐山人对故乡的爱是多么深沉啊！
那时候，船费十分昂贵。从仰光到香港，三等舱位都要300多卢比。父亲的劳动收入有限，一下子拿不出。他考虑到我回国后的费用，就向对门老黄姆家借了500卢比，换成外汇给我。又东凑西凑买了船票。这是很大一笔钱哪！母亲流着眼泪悄悄告诉我：“你父亲借的是高利贷啊，唉，又要多久才能还得起呢？”尚不知愁滋味的我，对父亲借债资助我回国的事有了一点悸动，心里有点难过，但很快就被即将飞翔的喜悦冲淡了。
回国后，大妹子来信说，父亲为了还债，日夜辛劳，还做了一些成衣，让母亲在广东大街摆了摊位，三妹高中才上了一年，就辍学在家车衣，四妹放学回来，就到摊位上协助母亲看摊收款。
父亲这样日夜辛劳，过度的劳动耗损了他的身体，他经常咳嗽，母亲发现父亲咳出的痰里带有血色，催他上医院检查，父亲不肯，怕耽误了生意，只是买点成药吃。不久，父亲的咳嗽越来越严重，在山芭教书的大妹子回到家，看见情况不妙，强制性地把父亲送进医院。病情稍有好转，父亲又急着回家，不停地干活。不久，旧疾复发，母亲劝他住院，他又不肯，他的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直到皮包骨头了，母亲催大妹回家，又再强迫父亲入院。50年代初期，痨病已可以医治，只要休息得好，营养适宜。可是，父亲操劳心急，延误了医治，终于在1955年英年早逝，享年54岁。
至今回忆起来，我深深地难过，父亲为了我的前途，负债劳动，直到去世，我对不起父亲，他在病中，还时时念着远方的儿子。而我这个不孝子未能回报父亲一分一毫，对于父亲的重病，我无能为力，无法帮他解脱。我欠父亲的太多太多了。
回过头来说。有一天，《中华商报》副刊编辑部来函，约我面见。我去了，赤脚套着木屐，白衬衫塞入黄卡几短裤，一位面色细嫩，讲话带有浙江口音的年轻人接见我，他就是朱仲玉（浙江绍兴人——编者注）。问了我在校的一些情况后，他说，缅华社会愿意写稿的人不多，写得好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他鼓励我多写作，多练习。当他知道我即将回国，带点惋惜地说：“这么快？现在回国，国内生活还很苦，你要有思想准备。”我说：“不怕的，我愿意吃苦。”说老实话，国内生活怎么个苦法，我也想像不出，也从未去想过。年轻人的冲动，有时是忘乎所以的。
我要回国，我要回国充实自己，我要上北京，看看我们伟大的首都，我要为祖国贡献自己一份力。
三、行前依依
徐日琛老师得知我们要回国，就把大家召集起来，在南中巴罕校区二楼宿舍他
家里，办了一个简单、丰盛的饯别会。
阁楼窄小，两张课桌拼在一起，餐席周围，都是我们中二班同学，陈波、李惠文、吴卓光、肖永坚和肖永吉俩兄弟、江敬贤和我，另有中五班的林社然。室内灯光淡，窗外树影摇曳；徐老师胖乎乎的脸上的酒窝盛着笑意，一再地劝我们挟菜，不要拘束。短发朴素的王一芒老师，时进时出地给我们端上热气腾腾香喷喷的菜肴。“做得不好！”王老师歉意地微笑。菜碟都是酒席上的大盘大碗（可能是借来的吧？）有红糟鱼、回锅肉、狮子头、炒什锦，简直就像酒宴一样，这么丰盛，有些我还从没有品尝过。大概是离情别绪早已塞满我们的肚囊吧，我们只动了几下筷子。
“过几天，你们就要回国，你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回国的缅甸侨生，祝贺你们！”徐老师在餐后一再嘱咐我们：“你们回国后，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侨胞们对你们的期望很高，你们为新中国做出贡献，就是缅甸华侨的光荣，要为侨胞们争气。”徐老师还关照我们，一路上要注意安全，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特务破坏。他还说，和你们同船的，还有华中同学，也有山芭来的同学，你们要团结互助，最好编成小组，出门在外，小心为重。他还说，有个侨领的儿子陈××（我忘记他的名字，好像是陈占梅的公子吧？）他是读英文学校的，年龄比你们大一些，他坐二等舱，请他带领你们。徐老师语重心长，频频嘱咐；我们心情激动，默默点头。徐老师临别一席话，我永远忘不了。
校园里，空气寂寂静静，草木冥冥朦朦，寄宿生大都回山芭去了。
南中，我们成长的摇篮，我们相依相伴，在右派的谩骂声中挺身而起，在经济极端困难的境遇下熬过来了！
南中，你即将成为我们心中的记忆，何年何月，我们才能回来呢？
四、告别仰光
爸爸一生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回，给我量身赶缝了一件卡其布中山装，适合国内穿着。他穿上他自己唯一的、只有赴酒宴才穿的灰蓝西装，带我到照相馆摄了父子亲情像。这张黑白像成了我和父亲诀别的纪念。无情的岁月把我们隔开，60多年了，不能和亲爱的父亲见上一面，是我一生中最大，也是最痛苦的遗憾。
爸爸给我买了帆布箱和装毛毯的旅行袋。还给我缝了双层可以两面穿的夹克，他说唐山比仰光冷，冬天可以穿夹克。我把几件需穿换的衣裤收拾在箱子里，把平日喜爱的书和一盒旧邮票也塞进箱里。“书少带几本吧，多享受几件衣服。”妈妈的声音带点心酸：“这些旧邮票带着做什么？又不能吃，又占地方。”可我坚持要把邮票带走，它是我的心爱的宝贝，是我多年搜集积累的成果。每个周休日或者学
期结束，我和同学曾少智，也有时约着街童小友司徒炎，到老远老远的印度人区的银行大楼后面的破纸堆里捡来的。我们把信封用水泡软将花花绿绿邮票小心翼翼地撕下摊开晾干。
这些费尽心机收集的邮票，我怎舍得抛弃呢？万万想不到若干年后，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这些拇指大的邮票，成了我政治前途上的绊脚石。这是后话。
几天来，妈妈老是不快乐，从她的眼神可以看出来。可是我想不出应当说些安慰她的话，妈妈心里的苦，我体会不出来；十几年了，妈妈疼我，护我这个独男子，可我只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一点也未体恤妈妈的辛苦。
我们家就在十八条街上段，八口之家挤在一间长条劳作间里，前面是车衣店，后面是卧室，中间有两个木柜排列，一个柜里装着布料，一个柜里装着针线用品和一些杂七杂八东西。旁边用一块遮帘隔开，作为通道。所谓卧室，就是摆着两张双人大床。每晚爸爸收工后，我便在前面将帆布床伸开来，架在缝纫机和裁衣桌中间，当作我的寝床。我每天上学放学，出出入入，感觉不出什么，可一旦要离开，这里的每样东西，都那么亲切，令人留恋。
等不及晨鸟的啼鸣，母亲就无声无息地把猪肉粥熬好，她炒了一盘鸡蛋，切了一碟香喷喷的腊肠，把儿女们都喊起床洗脸吃早餐。大妹、二妹、三妹吃过早餐，提着书包上学去了。爸爸在裁衣桌上整理衣料。母亲红着眼睛对我说：“喊你爸吃饭吧！”然后低头闪进厨房。我小声喊了：“爸，吃饭罗！”爸爸走过来吃了一碗粥，就出门去了。四妹、五妹坐在门槛上，端着饭碗望着大街，不似往日那般嬉闹。
过了一阵，门口停下一辆四轮马车，一个头上缠着白布，满脸胡子拉碴的印度车夫听从爸爸吩咐，把我的行李装上马车。妈妈走过来，把一个红色信封的“利市”包塞在我手心，眼睛润湿，声音哽咽：“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时常写信回来……！”两个小妹妹一会看看妈，一会又望望我。她们还不知道生离死别是怎么一回事，张大的眼睛带点疑惑又有点忧郁。此时此刻，我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我的感情好像仰光街头冷饮柜上硬硬的冰块，我的眼睛呆滞无泪。我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坐上马车。车夫抖动缰绳，马车沿着清晨的阳光启动了。
进入码头，人群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同学们和送行的亲友们已经在那里聊天等待上船，大家都很兴奋。经过海关检查，旅客依次走上甲板。我们都扶着船沿栏杆，向岸上观望。在送行的人群里，我看见爸爸向我挥手。岸上有人大声喊着祝福的话，船上的人大声应和。船离开码头，爸爸的身影渐渐模糊，我那颗兴奋的心突然罩上一层阴影，好像失落了什么，有点酸酸的感觉。
再见了，亲爱的父亲，再见了，仰光，我的第二故乡。
五、奔向祖国
我们搭的是载重九千吨的“腾南拉”商船。我们的舱位是三等大统舱，行李在底舱一角铺开。同船的侨生中，有华侨中学的曾继长，我们是国民小学同窗，假期里，偷偷躲在他家里，收听新华社广播电台的新闻。张廷楷也是华中学生，张学林老师回国后，他就立意积蓄路费。他父母不允许他回国，他为自己的理想、离家私奔。山芭来的侨生黄志明，他是仰光《人民报》记者黄开昌的弟弟。钟国宏是南中缅文老师钟月波弟弟，回国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缅文组工作。
船在印度洋上航行了几天，就经过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没有管辖权的中国海。
1949年11月底到达香港。船一抛锚，许多小船团拢过来，有兜售食品的，有兜售旅馆生意的，又喊又叫，又拉又扯，混乱得很。我们记住临行前老师的交待，为安全起见，把行李集中一堆，站在周围守护，不让陌生人夺行李抢生意，由领队的人跟他们商谈，然后就换乘小船。
上岸后，才知道香港这个繁华小岛十分拥挤，我们住的旅店生意爆满，十几个同学只有一个房间，不够，就在走廊上加床，一床又一床。广州解放后，全球侨胞回国探亲的，侨生回国升学的，还有外逃的富人，旧政权的公务人员都涌来香港，使香港显得杂乱拥挤。
我们在香港住了一星期，全体同学到照相馆摄了一张缅华侨生回国的历史纪念像。带队的大同学拿着介绍信接上了关系；有一个戴鸭舌帽的青年前来，领我们过轮渡，上九龙，乘火车，到罗湖。这个青年人是谁，谁也不问，反正是香港地下组织派来的，护送我们安全入国境。
罗湖和深圳，只隔一条小河，时值深秋枯水季节，河床露底；河不很宽，桥不很长，用木头搭建，没有栏杆。火车一停下，旅客就扛着行李，蜂涌地向桥那面奔跑。我们每个同学都有两三件行李，自己拖不动。一些挑夫拿着绳索，扛着扁担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兜揽生意。为了防止受骗和错乱，由带队同学讲好价钱，选定挑夫，我们跟着过桥。
桥那面，还设有专门的海关检查站站房。看到我们是学生，不用检查。一些旅客接受边防人员检查，就在路边开箱掀盖，凡是境外出版的印刷品，都一律扣下。
深圳，不过是边境上一个小小农村，只有几间茅舍，阡陌交错，不远处还有水牛在田野啃草，轻闲地甩着尾巴。
高高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呵！这就是祖国，我们日盼夜盼的新中国！穿黄绿
军装，胸上佩着“两广纵队”胸章，军帽下露出短发的女兵，英姿飒爽，协助穿灰色制服的女子都在维持铁路秩序；帽徽上嵌着五角星，扎着绑腿，荷着步枪的人民解放军在近处站岗。
太阳暖暖，空气清新。深圳，您好！祖国的早晨，您好！
在仰光，我读过《虾球传》，读过韩笑的战斗诗歌，今天，我亲临这战斗的土地，解放了的土地，我多么高兴。
祖国，我们回来了！
2.02 胞波之家
南加州缅华联谊会坐落于山谷大道5411号，我们称它为“胞波之家”。每到周末，这里就像赶集一样，门前车水马龙，门内笑语喧哗。一进门，你就会看到各色小锦旗挂悬着，是世界各个地方的缅华侨团赠送的。触景生情，感到缅甸华侨无论居住在哪里，相隔多么遥远，彼此的侨心是相连的。墙上挂着有缅甸美女的月历，还有闪闪发光的缅甸刺绣工艺品，空气里播放着缅甸音乐，让你的视觉、听觉感受到一种缅华胞波的温馨。
在左边，有一张又宽又大的柜台，上面摆满了各种书报和杂志。有《世界日报》《星岛日报》《侨报》《国际日报》等，还有印刷精美的各种画报杂志，一摞《缅甸华报》和一些缅文杂志。会友们围柜而坐，静静阅读，偶而看到精彩处就互相谈论起来。有对美国的伊战政策指指点点；有为祖籍国的工农业飞速发展而兴奋；有的为神州飞船成功归来欢呼。
右边，参加国际交际舞班的男女会友汗水淋漓地随着音乐停下来。时间已到，该让位给插花班了。于是，会友们又忙着搬桌椅，七手八脚，把两张乒乓球桌拼凑起来，摆上三十几张折叠椅，桌台上摆放了玫瑰、满天星、长青叶，还有不知名的花束，女会员们喜爱的插花学习班开始了。她们是能者为师，互教互学，由懂得插花且有经验的会友来主讲。
类似的学习班，近两年来举办过多类多期。有电脑学习班、缅甸食品烹饪班，还有不定期的健康养生讲座，以及各种主题的讨论会，参加的会员兴趣满满，受益匪浅。
会里的所有设备和日常用品，都是会员们自觉自愿捐献出来的。有大型的清晰度极佳的电视机，录有两万多首英、粤、闽及国语歌曲的卡拉OK播唱器、录放影机、电脑、复印机、保健按摩床、乒乓桌、撞球台、运动器材、特制象棋桌、电脑以及二百多张折叠椅。你如果有兴趣，可以拉一张椅子坐下，倒上一杯滚烫的咖啡，吃上一口甜甜的缅甸小糕饼，你会觉得舒服、温馨。耳朵里听到熟悉的缅甸音乐，眼睛
里看到孔雀的故乡节目，这就是“家”的感觉。
在这里，共同生存的愿望把大家集结在一起，大家团结友爱，守望相助，每个人都在尽力为大家做一点好事。每年，他们举行春宴联欢、庆祝母亲节、九九重阳敬老，都搞得热热闹闹。一位从台湾来美探亲的缅华女士，参观“胞波之家”后感叹地说：“你们这里真热闹，大家很团结！”一位从加拿大来的女士（原北京外国语学院缅语教师），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同窗校友，羡慕地说：“你们这里这么集中，这么热闹，我真羡慕你们，而我们那里，缅甸华侨只有两三位……”
2.03 在昆明见到吴努总理
你说怪不怪？我在仰光住了多年，没见过吴努总理。回国后却在昆明见到他。
那是1956年夏秋之交，我在昆明云南光学仪器厂中心试验室工作。这个厂是一间生产军工产品的保密工厂，对外的厂名是二九八厂。它的前身是国民党统治时代的22兵工厂，于1939年1月（民国28年1月）在昆明南门外柳坝村建成，专门制造光学仪器，比如望远镜及炮兵用的测距镜等，产品质量优良，可比美德国蔡司产品。抗战时期，因位于昆明城郊，目标显著，常遭到日本飞机轰炸。后来，工厂迁移到西郊——离城20多公里的海口区，依山凿洞建厂，山上架设高射炮防空，日机不敢低飞。1940年10月，日机曾到海口轰炸，山洞工厂丝毫无损。
1950年，云南和平起义后，人民政府接管该厂，继续生产军工仪表用品，并招收各民族青年工人，将厂子扩大到4～5千人规模。该厂警卫森严，各车间职工不能随便流窜走动。我在中心试验室搞化学分析，我的工作就是配制化学分析所需的各种滴定标准液，也化验分析各车间送来的金属铜的含量。除了本身业务工作外，其他各车间干些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允许打听。
有一天，听说外国贵宾来厂参观，各车间职工列队在厂区走廊欢迎贵宾。我插在人群里，一面鼓掌一面伸头探脑，忽然看见穿中山装的省级首长陪同一位穿缅装的贵宾，他头戴缅甸头巾，穿着纱笼，上身是白色无领的缅族衬衫。人群里有人私语：“那是缅甸的总理。”他旁边走着一位中等身材，面貌有点熟悉的中年汉子。那不是黄开昌吗？我高兴地喊了一声，他似乎吃了一惊，向人群里巡视，两个警卫也吃惊地四处搜寻。我感到气氛有点不妙，赶紧缩在人群背后，在这种场合，在这种时刻，最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和误解。黄开昌没看到我，平静地走过去，贵宾们进入某车间了。
我走到厂区走廊外，发现篮球场停有黑色小轿车和吉普车，车旁，见到了当司机的郑华同志。我们高兴地相谈一阵，才知道是缅甸总理吴努来参观。这种厂不要说在缅甸，在中国也是稀有的、技术先进的。
给吴努当缅文翻译的是黄开昌。几年后我才知道黄开昌回国后已改名黄里。
仰光南洋中学创办时我就入读，当时，黄开昌是仰光《人民报》记者兼缅文翻译，还在南中教缅文，他又是《伊江合唱团》的团员。抗日期间，他是个积极抗日的爱国青年，参加过缅甸华侨抗日时期工作队（简称战工队）。
当天给外宾开车的司机郑国三，1.7m以上的高个子，皮肤偏黑，壮壮实实，他是南洋中学创办时的第一任校车司机，好学习，喜运动，回国后改名为郑华。1949年春，郑华回国参加朱家璧将军领导的“边疆人民游击纵队”（当地人称土共）。云南解放后，游击队改编为正规解放军，他不愿当官，愿意开车，于是就留下在省政府机关，为领导开小轿车。
1956年，缅甸反法西斯自由同盟主席吴努访问中国时，曾参观天津纺织机械厂，向该厂职工赠送大米50吨，以酬谢他们为缅甸制造纺织机器，这事新华社有报导，但返国前参观云南光学仪器厂，可能是保密关系，未在报上披露。
2.04 中国童子军在缅甸
缅甸仰光中华国民小学，成立于1919年，由中国教育家黄炎培书赠学校匾额，将私塾制之“义学”，改为正式学校。1930年学校改组，改革校务，学生人数由原先30余人增至90余人。
为了参加当年“双十节”之游行庆祝，学校创办了童子军，刚成立时人数仅30余人，一个中队。但，这是仰光各华侨学校组织童子军之发端。
随后几年，侨胞各社团遇有重要集会，或演剧募捐，或节庆游行，童子军常被邀请到会场服务，得到社会好评。因之，中国女子中学、华侨女子中学也相继组织了童子军，为侨社服务。
中华国民小学之童子军既然受到侨社各界重视，为提高服务质量，进行了知识和技术训练，同时增添了一些童子军用品和装备。但是学校经费有限，于是发动学校教师家属，组织“童子军服装用品供应部”，自己设计，自己制作，不断改进，力求完美。发展到后来，除了供应本校自用外，还为其他华校代制。而市内各裁缝店所有承制之军旗、肩章、号章，以及童子军用的水壶，干粮袋等物品，其标准、式样与制造方法，都由该校供应部来提供。
随着中华国民小学校务发展，学生人数逐年增加，童子军亦需扩大补充。于是在1938年，编写童子军各项文件，呈报中华民国童子军总会，申请注册，并蒙核准，编列为“中国童子军3676团”。
1938年10月24日，童子军团部成立典礼在仰光中华国民小学礼堂隆重举行，并有团长、教练员、队员等宣誓就职，中国驻仰光总领事沈祖徵亲临监督。当时该
校领有童子军总会颁发证书者，共有76名，编为三个中队。
抗日时期各项救亡运动中，仰光各华校童子军非常活跃，募捐、义卖、演出、宣传等等，都积极参与，作出了一定的成绩。
当年9月7日，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尼赫鲁先生由腊戌乘火车抵仰光。该党支持中国抗战，抵制日货，筹款救华，因此侨社派华侨女中及国民小学童子军参加欢迎仪式。尼赫鲁下午一点到达车站，由于印度群众哄乱拥挤，互相推搡，童子军不幸被踏伤多人。
次晨，尼赫鲁先生躬临慰问，并表歉意。这是中华国民小学童子军成立以来的第二次遭遇因公受伤（第一次是1933年8月2日，缅甸华侨在中天戏院召开救国第一次全缅代表大会，因议案争执激烈，会场秩序大乱，在场维持秩序的童子军遭致踏伤三人）。
童子军在缅华社会很受重视，每当童子军在仰光广东大街上出现，侨胞争睹，他们队列齐整，阵容壮观，把全市闹得热气腾腾。1940年10月29日，中国童子军总会副会长戴季陶到达仰光，中华国民小学全体童子军与戴副会长合影留念。
1942年日寇侵缅，华校关闭，侨胞逃亡。3676团封存的所有童军物资，包括装备、材料、资料等全被毁灭。
童子军3676团历届教练有：谢叔明、陈明良、何明福、欧阳治、陈建昌、傅明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华国民小学于1946年在困难中复办，6月1日开课，童子军亦恢复活动。我在这时进入该校读高小，并参加童子军。我头戴船形帽，身着黄卡其布衬衣和短裤，肩上肩章耀眼，脚蹬黑皮鞋，手握童军棍，操起步来啪啪有风够威风。我在该校读了一年，转学华侨中学，从此与童子军绝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缅甸和中国建交，国民党驻仰总领事起义，侨胞逐渐倾向新中国。各社团、侨校也逐渐转向，至此，童子军自然而然消失。
2.05 草裙舞
热情夏威夷舞曲，旋转着赤裸的脚掌，缓轻的吉他节拍摇舞着戴花环的手臂。
那手，那纤纤手指，时而似蝴蝶在头顶上翩翩，时而如柳枝在细腰旁飞扬。
四个姣俏少女的剪影贴在洁白的银幕上，煤气灯用强烈的光芒聚射出轻歌曼舞的舞影。
草裙舞，洋溢着南国风情，诱惑着几百双眼眸！喧闹着复建后的仰光华侨中学的草坪，驱散了夏日残余的燠热。
当舞曲结束，天幕拉开，群众哗然！
舞者，是四个低年级男生，他们摘来野花编织花环，他们用翠绿的树叶串成了
剥裂的草裙。
“还记得那四个男生的名字吗？”
“除了你我之外，”定居香港的杨双溪在信中回忆：“尚有黄衍忠和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缅语广播组的王善忠。”
“回忆起来还真有意思！”从照片里看出，杨君那一头沧桑漂白的头发如我一样。
岁月啊！使我们的皮肤起了皱纹，而缅华少年的青春热情，还在我们的心中燃烧吗？
2.06 和“烟屎伯”吃年饭
炮竹声此起彼伏，有时辟哩叭啦连串响。空气里弥漫着硝烟的气味，预示着春节已经来到。
父亲一早起来，就忙着赶制妹妹们的新衣。傍晚，他把衣服车好，赶紧挪开缝纫机，腾出空间，让母亲把供桌撑开，摆上祭祀的香烛和菜肴，全家人拜天地祭祖宗。
“快去喊‘烟屎伯’来吃年饭！”母亲一面收拾一面对我说。
“烟屎伯”是我家车衣的工友。今天下午就向父亲支领了当月的工钱，提前泡烟馆去了。他50多岁，黄黄瘦瘦的，脸色像菜场上丢弃的菜叶，起皱发黄。鸦片是他的嗜好，是他的生命，是他的唯一，每天都要到烟馆去过过瘾，不然，坐在缝纫机旁无精打采，像生病似的。所以，大家都叫他“烟屎伯”。
我出门向左拐，过两条街，转进一条小街，来到一个会馆，里面有一个黑黑的房间，一些人躺在床上，抱着吹火棍似的烟枪慢慢吸着，枪头上发出滋滋的声音并冒着一点点亮光。我适应了屋内的暗光后，瞅见了“烟屎伯”的身影。
“老冯伯，喊你来吃饭罗！”父亲告诉过我，做孩子要有礼貌，不可当着大人面喊他“烟屎伯”。
“嗯，阵间就来，阵间就来。”“烟屎伯”说完，又深深地长长地吸了一大口，才缓缓地爬起来。
回到家，母亲已把碗筷菜肴样样摆好。一大桌菜里有红烧鱼、白斩鸡、炒鱿鱼、芥兰炒牛肉、素斋菜……等等。这是一年里最丰富的菜了。妹妹们穿上新衣服，大家都喜气洋洋。今天是年三十晚吃团圆饭，因为“烟屎伯”是个单身，所以父亲母亲请他来一起吃年饭。
“烟屎伯”来了，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衣。平时，他只是套一件短袖的圆口汗衫，一条短裤，一双拖鞋。“烟屎伯”给了我和妹妹每人一个红包。我知道红包里只
是一个卢比罢了，但这已是他最大的能力。母亲说：“烟屎伯这种人，来缅甸几十年了，连件好衣裳都没有，赚的钱，连吃烟屎都不够，真可怜啊！”
“多谢！”“多谢！”我和妹妹们接过红包说道。
“烟屎伯”一面喝酒，一面嚼着白斩鸡。他最爱吃白斩鸡，他说白斩鸡最鲜，有真正鸡的香味。
“挟块鸡臀给烟屎伯啦。”母亲说。
我们广东人有个习俗，认为鸡臀那块肉最香最软最嫩，应该孝敬老人。于是，我把鸡臀挟到“烟屎伯”碗里，他高兴地说：“好仔呀，好仔呀，明年学业长进啦！”露出了被烟熏黑了的黄牙。
“烟屎伯”的身世和台山家境怎样，我不清楚，我们做小孩子的也不敢多问。只听说，他在家乡有老婆孩子，但他很少寄钱回去。每个月，他都要提前向父亲支领工钱。有两次，我就看见他在做工时跟父亲说：“老叶叔，先支几个卢比吧。”于是父亲把钱掏给他，并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上一笔。
“硬系烟瘾发了！”父亲带点惋惜地对母亲说。
“唉！嫁着他就阴功了，辛苦一世，什么都没有。”母亲叹着气。
吃过年夜饭，“烟屎伯”踩着爆仗的碎纸屑走了。初一、初二、初三都休假，我敢肯定“烟屎伯”哪儿也没有去，而是泡在烟馆里吞云吐雾过神仙似的日子。我那时候上了中学读了近代史，知道帝国主义用鸦片打败我们，中国人成了“东亚病夫”。
我真想不通，“烟屎伯”为什么要抽鸦片？乡下有老婆孩子也不顾，自己也成了面黄肌瘦的东亚病夫？
中学毕业后，我回国升学，从此再也没有见过“烟屎伯”。后来从妹妹的来信中得知，“烟屎伯”有一次被当地政府抓去关进监牢，又被狱里的巫鬼（广东人蔑称当地人为巫鬼）打成重伤，不久就死在牢里了。
春节到了，我为一个可怜的流浪灵魂叹息。
2.07 钟声
“还记得吗？”在庆祝南中母校五十周年的联欢会上，黄得胜对我说：“校钟是一块……”
是的，一块有着锈斑点点的汽车轮毂。它悬吊在校墙旁的棕榈下。
“当，当！”——每天传出嘹亮的声音，迎来朝阳，送走月亮。
“当，当！”——它指导着学子们做晨操、上下课、晚自习，快乐紧张地渡过每一天。
钟声伴着我们渡过了干湿两季；钟声带领我们敲开了知识的大门。
毕业那天，典礼就在校舍前临时搭盖的竹房里举行。棕叶盖顶竹作墙，这就是庄严的礼堂。李惠文代表灯塔班上台献诗，面对一百多位家长来宾。我们分散站在外面，像驿站连接驿站，把信息接力传送到校钟旁边。
“听啊，毕业的钟声在响，召唤我们走向人生的战场！”
我们用手势传递信息，站在校钟旁的吴卓光同学就扬起了手中的铁棒：“当！当！……”
从此，我们顶着钟声离开了母校，走向黎明。彼此天各一方，但那钟声依然萦绕在耳畔，永不消逝。
2.08 钟楼
仰光九文台的钟楼，在记忆里是衰败残破的。
它屹立在碎砖砾石中，那秃秃的圆形楼顶，暗淡无光。秃顶下，有一个黑黝黝的空洞（那曾是悬钟的地方吧？），仿佛述说战火劫掠的沧桑。
钟楼的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我没见过。战前我还只是个刚启蒙的孩子。
战后复校，我来这里上中学，每次从钟楼下穿过，心里就有一股酸酸的味道。
我们在破钟楼下，浴着晨光，唱起激奋昂扬的代校歌。
“重建旧华中，扬我新校风，整肃而能动，致实更持公。”
蓝天里乌鸦飞翔，教室里书声朗朗。破旧的钟楼，在大金塔光辉照耀下，正在缓缓伸展着胳膊。
我在没有钟的钟楼下，度过了一年时光。
后来，钟楼修复，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绿树掩映，玉兰飘香，可惜我已身在万里之外。
几天前，她寄给我在钟楼前拍摄的照片。后面写着：“游子重温儿时梦！”
好一座巍伟瑰丽的钟楼！安慰舒解了我看不见，摸不着的淡淡愁思，她却说：
“仿佛失去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