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 缅华楷模
3.01 二战后仰光有个《好朋友》周刊
二战后，华侨复员回缅，华侨学校先后恢复，华文报纸也接踵出刊，如《中国日报》《新仰光报》《国民日报》《人民报》等等。有了重新学习的机会，缅华失学儿童，兴高采烈。可是，社会上普遍书荒，教材缺乏，尤其是儿童读物更是少之又少。
1946年6月，刚复员返回仰光的陈兆福，到竪需老师的华侨学校毛淡棉培植小学教书。教学中，陈兆福看到小学生们整天抱着手头仅有的一本教科书闷头阅读，心中好生焦急难过。学期一结束，他立即返回仰光，想办一个儿童刊物，为学生们提供一点“精神食粮”。
办个《好朋友》周刊
陈兆福是位好学上进、大胆有为的青年。他只读过师范学校，从未涉猎《新闻学》《编辑概论》等书，但他有信心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编辑方面的知识。
战前各校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幼童文库》《小学生文库》等各种中华文化书籍，日寇铁蹄踏进，一切荡然无存。于是，他在教作文时，挑选学生佳作，张贴在黑板上供大家观摩，佳作累积多了，就要学生誊抄集订成册，并题上书名，摆到办公室报架上，作为学生的课外读物。
在《国民日报》主笔薛大元和新闻版主任王敬忠的邀约下，提议办个儿童周刊，陈兆福一听，“正合吾意”，于是他们三人组成《好朋友》编辑小组，在荒芜的土地上，开辟一个“儿童园地”。
《好朋友》每周一期，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8月，共编出了33期，加上儿童节增刊，共34期。
《好朋友》周刊是大报《国民日报》的副刊之一，执行编者陈兆福善于观察，勤动脑筋，排版灵活，得到全缅各侨校老师和学生的喜爱和支持，正如陈兆福在回忆中所说：“小刊物随着大时代潮流向前，完成自身所应尽的使命。”
《好朋友》的内容和作者
《好朋友》周刊的对象是小学生和初中一年级生。文章内容当然是要适合此年龄段的读者，以传播知识，推动写作，提高文化为主。其版面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版为卷首语。交代周刊宗旨及编务说明，由编者执笔。
第二版刊登知识资料。如：闲话自然、地理概述、历史故事。
第三版是《好朋友公园》。由小作者执笔，登载各校学生来稿，鼓励小作者观察生活，积极练习，勇于写作。
第四版人物篇。陈兆福亲自动手，广泛览阅，编写科学家小传若干篇，如詹天佑、诺贝尔、法拉第、巴斯特、达尔文、瓦特、居里夫人等。体裁力求多样化，如童话、故事、诗歌、散文，写的译的，交错杂陈。曾刊出《伊索寓言》译文，英国儿童文学作品《金河王》简写本译文等。地理知识，则介绍过福建、广东、云南、湖北、江苏、浙江、湖南等省概况。
《好朋友》的一大群小作者
《好朋友公园》里，都是刊登小作者的作品，据统计，总共投稿有130多人次，投稿学校约有20间，小作者有58人，属于山芭的小作者则有28位。
起初，编者与仰光各校老师联系，将学生优秀作文选送；山芭学生则一札一札地寄来。学校、老师、家长之所以支持，那是因为各有各的考虑。
学校方面是想，最好发表别家学校“比不上”的作文；老师角度是想，学生作文经过批改，才好寄到报馆；家长的心里是想，自己孩子能有文章登在报上，是一件好事；编者则希望能刊登“原汁原味”的稿件，让小作者看到报上发表真正由自己写的稿子，激发写作兴趣，建立信心，从此坚持写作。
陈兆福最感到满意的是，作品一般而言都充满稚趣。《好朋友公园》大多百来字作品，但也有上千字的，比如《错误的举动》《逃学》《我们的学校》《假期所看的书》《记缅甸独立节》等，就是。
孩子们自己写自己，自然真实生动，充满童趣。小读者爱看，大读者（老师、家长、亲戚朋友）也爱看。
昙花一现 馨香留存
《好朋友》周刊在战后的仰光出现，就好像干旱的沙漠上萌发的一株绿苗。尤其是，当年的刊物都是靠“剪刀编辑”（剪国内、香港、新加坡的文章）。孩子总是自家亲，虽然缅华子弟水平甚低（以大人的眼光看来），但是朴实、熟悉、亲切，所以作品受到欢迎。
在战后的仰光，普遍闹书荒，纷纷复建的侨校也都没有图书馆，《好朋友》却是一捆甘霖啊！
可惜，《好朋友》三人小组里，薛大元中途离开，王敬忠忙于电信，新来的主笔很
不重视，陈兆福独木难支。《好朋友》成了一朵昙花，乍开乍谢，但其香馨，足以长留缅华新闻出版史册。
再讲一下陈兆福先生。他于1951年离开缅甸，回到中国燕京大学哲学系深造，毕业后进商务印书馆工作，直至退休，现居北京。
原载2007年1月3日旧金山《世界日报》
3.02 孝奇仙和他的《大事记》
陈孝奇（1900年—1989年），福建福州人。在缅华社会里，他并不是家财万贯的侨领，但他在缅华各社团中、缅华侨胞中，是一个普遍受欢迎和爱戴的人物，人们称他为“孝奇仙”。
他从事教育20年，服务侨胞30年，在不同时期担任过“缅华教育会”、“华商总会”、“救灾总会”的秘书工作。二战后，他又创办了“缅华服务社”，采编了《仰光社团商号学校目录》，为战后缅华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讯。
最难得的是，他没有读过什么社会学，只是在服务侨胞，处理日常种种琐碎事务中，深深感悟到收集资料之重要，因此，在繁忙工作之余，记录下每日大事备忘。之后，终于编撰成册，在1950年出版了《缅华四十年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
《大事记》在东南亚各国华侨社会里，可算是唯一的和第一的，它是研究缅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2001年，缅华老归侨冯勋冬先生，借助《大事记》的线索，参考了有关缅甸华侨的历史资料，写出了一本《缅华百年史话》。其他一些研究东南亚华侨历史的机构和个人，也都借助《大事记》提供的资料，进行研究活动。
《大事记》记录了从1911年起至1950年止，40年间缅华社会里发生的种种大事，虽然不是很详尽（因编者初始目的是为“华商总会”编撰纪念特刊的，因而内容稍有局限），但其内容客观翔实，却有不可抹磨灭的价值。
通过《大事记》，可以知道缅甸华侨自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以来，一直都跟随着历史的潮流前进。
1911年3月10日，仰光中国同盟会缅甸分会会员李彦南、郑亚坤、方近仁三人启程赴粤，参加国民党。
4月28日，同盟会接广州同志电告民军起义失败，缅甸同志李彦南殉难，郑亚坤受伤。这两位缅甸华侨烈士的名字，现刻在广州黄花岗烈士岗石上。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仰光支部特召开职员紧急会议，组织“筹饷局”，赞助祖国政府建设。不到一年时间，共收捐款缅币28万7千多盾，先后电汇北京财政部。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先生就任大总统职，缅甸华侨为支援北伐，组织“爱国共济会”，赞助北伐军饷，先后汇款七批，共计港银近5～6万元。
在抗日战争期间，缅甸华侨的爱国情绪空前高涨，组织救国义勇军、反日救国会、华侨航空救国协会等等，捐款救灾，并组织华侨义勇工程队返国服务。
《大事记》也记载鲜动的例子：有粤侨梁荣喜夫人叶秋莲女士，捐献砖屋两层，全座由救灾总会拍卖救灾；有烟草公司捐献香烟，将销售款捐助；有皇冠戏院义映电影，赞助救灾等等。
1940年2月，救灾总会举行献车典礼，发动全缅侨团，向学校捐献救护车，每辆定价三千盾，参加学校151所，共募145000元，购车10辆，统编为缅华学生第一号至第十号。
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直属仰光支会，发动各侨校劝募“学生号”，参加学校共240所，共募缅币49190盾，购机两架，命名为“缅甸华侨学生第一号”及“缅甸华侨学生第二号”。
缅甸沦陷期间，日寇的残酷暴行，《大事记》也有记载。
1942年6月11日，仰光市日本宪兵，于晨五时包围华区，拘捕600余人，除杨名题、叶楷书、林家樵、李伯桑、曾文照等数十名拘禁外，余则陆续释放。7月17日杨中等五人，被日寇宪兵以“破坏东亚新秩序，妨害皇军进展”罪，解往九文台福建公冢枪决。杨中等5家眷属共58人，被放逐回中国。其中多属妇孺，历数十天之长途跋涉，死亡八成，抵云南保山时，仅剩11人。
1942年春，国军在缅北皎脉埠，壮烈成仁之将士及被日寇灌浇汽油集体活焚者，达数百名。
陈孝奇先生的《大事记》，在纵向方面把缅华社会历史作了记载；在横向方面他也作了一番努力，编撰了《仰光社团调查目录》。60年前，在一个经济正待振兴，电话电讯业很不发达的殖民地缅甸仰光来说，其重要作用就犹如瞎子的一根拐杖。
二战后，逃难回祖国的华侨难民，陆续复员回第二故乡缅甸，沦陷时期躲藏在偏僻山芭的侨胞纷纷回到仰光，重整旧业或开张新业，都迫切需要信息，一本介绍仰光地区华侨社团与商号的手册，是当年急需。
作为缅甸华侨服务社社长的陈孝奇先生，决定带领社员周志昌、林育麟、陈兆福等人，适时地开展了社会调查。
那时候，电话尚未发达，名片尚未流行，只能靠调查者的双脚、双手和一张嘴巴来完成这一工作。在唐人区华侨集中地还好办，但是在印、缅、英人混杂的地区，在唐人城以外的郊区，这项调查工作是十分艰辛的、艰难的。
他们一条街一条街、一个铺子一个铺子地去访问、调查、登记。他们把店东、商号、地址、经营项目、商号的基本资料，用华文、英文记录下来，终于完成编辑和出版了两本目录（1947年号和1948年号），十六开本，每年元旦由缅华服务社发行，大中华印务局承印。
陈孝奇先生为人正直、诚恳、一生俭朴。二战后，我在国民小学读书时，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刻。那时他40来岁，高大的个子，光光的脑袋，长及膝盖的卡其短裤，套至膝头的长袜。讲话声音缓慢和蔼，从来不发脾气。
我转到郊区念中学后，曾写过一篇《陈婆婆》。以他为原型写一个像婆婆一样温馨、可爱的男性老人。后来，他回到中国，逝世于1989年，他成在缅华，功在国家，令人钦仰。
原载2007年3月29日《世界日报》
3.03 穷教书匠办图书馆
——杨章熹 在缅华教育
二次大战时，日本法西斯统治下的仰光一片黑暗。居民生活在战乱恐怖、疫病流行、交通断绝、无电无水、粮食缺乏的痛苦环境之下，日寇和汪伪南京政府派来的官员，却一再美化“大东亚共荣圈”，印刷宣传品和课本，毒害海外华侨和青年学生，中华文化遭到严重毁坏和摧残。
战后，缅甸逃难的华侨复员回来，避居山芭的市民也搬回仰光。大家重整家业，各地侨校也如雨后春笋，纷纷复校建校。
可是，在这一派欣欣向荣的好景下，却存在一片书荒，令人着急。
战后迫切需要精神食粮
日寇从1942年3月攻陷仰光，到1945年5月败退，三年的铁蹄踩踏，所有书籍被焚毁，青少年失学。战后，迫切需要书籍。书，是文化的种子；书，是精神的食粮。学校开办了，需要课本，需要教科书，学生放学了，需要课外读物。
可是，到处喊叫书荒，仅有的几间印刷公司和图书公司，只能对付印一点课本，还供不应求。
仰光唐人区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场所，区外有两三间电影院，也是由好莱坞电影独霸市场，《人猿泰山》《西部牛仔枪战》《人猿金刚大闹纽约》《出水芙蓉》等影片，夜夜满座。失学青年、在学青年，黄昏后无所事事，就三三两两逛街，坐茶馆聊天。
这种文化荒芜、社会沉沦现象，深深地触动缅华教育工作者的灵魂，摇撼着文
化工作者的良知，得赶紧想办法扭转这种现象，拯救因战争失学的一代！
到处求人，托人从外地捎书进缅。缅华诗人黄绰卿当年途经昆明返缅时，李公朴、田汉以及华侨友人就曾托他捎书带回缅甸，他曾自咏一诗曰：
北门书屋一肩挑，行箧带回播种苗； 我愿拓荒兼苦力，骄阳荷重汗如潮。
黄绰卿为缅甸华侨带来了文化种子，挑着一担书踏过边境畹町入缅。有些从香港返缅的人，也带进一些报刊书籍。
有一个穷教书匠，看着广大青年学生除了啃那两本干巴巴的课本外，课后没什么活动、没课外读物可看，急在心里想在脑里，他决心个人办一个图书馆。
仰华公共图书社开放
他姓杨，名章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可谓“其貌不扬”。这个每月收入只有100多卢比的教书匠，能办得成吗？我可要慎重的告诉你，战前，1938年那一年，他从山芭回仰光，就创立过一间“缅华阅书报社”。他向社团、向个人募捐玻璃橱柜，向书店募集图书，然后商借地点，免费对外开放，顺应了正在轰轰烈烈发展的抗日救亡工作，满足了青年们日益渴望学习知识的需要。
现在，他又在缅华学联的合作配合下，多方奔走，从个人收藏的书籍，从书店捐赠的图书，大约搜集了三千本。虽然很少，但总比没有强，可解一时之渴，以后再逐渐募捐，随时添购充实。
1947年，“仰华公共图书社”开张了，这是缅华在战后第一次有自己的中文公共图书馆。地址在16条街138号，面积周方仅十来尺，是一幢三层楼的楼底，由云南籍的赵润旺先生照管（他也是捐书者之一），日夜开架供应。
主要借阅对象是在学的华侨学生，藏书多为中小学校教材、教学法和青年修养，以及思想教育之类的书刊杂志。
还有一套约三百本的国民教育文库、美国桑戴克的《新教育原理》、沈百英的《小学教育随笔》。文艺方面有一些鲁迅、巴金的单行本作品，有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小说等等。
当年的青年教师陈兆福，就以图书馆内的国民教育文库作参考，编写了一些文章刊登在报纸上。我当年是南洋中学的学生，向这间图书馆借过苏联和东欧的翻译小说，丰富了我的课外生活，更开阔了我的眼界。
到了50年代，缅甸各地华文学校已达400多间，就学人数也多了好几倍，广大缅华青年和在校学生学习兴趣越来越浓，求知欲更是越来越强，仰华公共图书社已
不能适应莘莘需求。
于是，一些文化人士奔走呼号，发起成立“缅华图书社”。1955年，原“仰华公共图书社”扩充为“缅华图书馆”，藏书已达一万多册，地址迁到广东大街505号四楼，规模扩大了四倍。
1964年，又再次扩大并迁到广东大街628号二楼。
杨章熹是个穷教书匠
杨章熹一生从事教育、教书、写文章，办进步文化事业，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一心扑在侨教事业上。他是缅华教育的老前辈，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
1936年，他从福建到缅甸，当一个教书匠，他在报刊上负责编辑《木铎》《警钟》等副刊，大力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呼吁侨胞支援祖国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他用季壮作笔名，主编过一个《南国导报》刊物（后改名《南国文学》），由于是独立出版物，未经登记批准，（其实是英殖民当局怕得罪日本）因此被查封。
1939年，他操办了仰华公学，专门招收贫寒子弟。他为了弥补学校经费的不足，就到山芭勃生埠华侨中学教书，每月的工资扣下自己的伙食费外，其余统统寄回仰光支援仰华公学。张光年、赵沨等人由国内来缅后，也在公学里教课，培养了一批抗日救亡的青年学生。
日寇南侵后，勃生华侨中学、仰华公学都停办，杨章熹就带领一批学生到瓦城参加缅华战时工作队。之后，回到云南，在滇南建水中学教书。1946年抗日胜后，他回到仰光，先后在华侨中学、南洋中学任务主任兼教书。
1955年，他携眷回中国定居。担任过厦门华侨大学图书馆主任。晚年到福建医科大学教古代汉语。1981年逝世于泉州。生前担任过中央侨务委员会委员。
杨章熹一生对缅华教育的贡献非常突出，深得缅华同侨的尊敬和爱戴。北京、厦门、昆明、香港、澳门等地，都有纪念文章追思这位了不起的老师。
原载2007年10月4～6日 北美《世界日报》
3.04 缅华教师马维忠传奇
在缅甸华侨的教师、作家当中，马维忠是一位有才华、有影响、有抱负的人物。
在缅华教育圈内、在缅华业余文坛里，像他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古典文学修养，善于运用文言文、白话文写作的人，有如凤毛麟角。
他在缅甸的时间不长，不长的八年期间，他自觉改造世界观，勇敢地投入海外爱国民主运动。他与时俱进，从一个国民党的县太爷，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民主人
士；一名华侨学子十分爱戴的开明进步教师。
一
马维忠，浙江海盐人。他的坎坷一生，具有戏剧性的传奇。
他从小立志“教育救国”，可是在残酷的现实中，他的理想屡屡幻灭。
他两次参加国民党，希望在安稳的环境中做些救民爱国的事，可是他并不过激的思想不受当局欢迎，他的步伐不能与当时保守而日趋败落的国民党步伐合拍。
在日寇侵华的危急关头，他也想奋起抗日，却被“攘外必先安内”的统治者“缴了械”。
“八一三”事变之后，他从祖国的东海岸带着家小，流浪到最遥远的西南边陲。
他辞过校长、教师、当过记者，官至县太爷。他想用改良主义方式搞“教育救国”，却有着唐·吉诃德式的悲剧结局。他想在日益黑暗腐败的官场上树立新风气，却演出了具有讽刺性的“清官坐牢”的黑色幽默剧。
他策反县防卫队解放了车里，并在游击队担任民运组长，却被视为异己，只好带领家小，逃亡异域缅甸。
在缅甸，马维忠有着相对自由的空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唯物主义、马列主义，提起笔来，向旧社会、旧势力战斗。
他决心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把大儿子送回祖国读书。后来，又带着妻子和其他孩子回国，想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然而，“四清”运动终使他的“为人民服务”心愿落空，他被怀疑、批斗、隔离。最后只好投入太湖边的西苕溪中去寻找知音——屈原。
二
马维忠诞生于政治风云激烈变幻的时代。满清覆亡、民国创建、军阀混乱、五四运动、北伐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等等，一系列的社会动乱和变革，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
他出生在一个自由职业兼小地主的家庭，父亲是个中医，有两间药铺。他们那个地区——海盐一带，是鱼米之乡，社会富足，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讨饭的乞丐，也是有办法活下去的。”可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苛捐杂税，洋货大量输入，粮农、蚕农破产。1934年，江南一场大旱，他父亲在各方面的债务逼迫下，忧郁成疾，一病不起，他的二弟也相继病殁，从此家道衰落。
马维忠1910年春出生后，在家乡海盐地区读完小学，到嘉兴完成初中学业。受到北伐革命的影响，他15岁就参加了国民党。可是，新思潮、新刊物的阅读和启发，使他对国民党的政策实施有了“异见”，在1927年蒋介石实行清党时，他被国民
党开除了。
第二年，马维忠到杭州读高中，他的文笔在同学中十分突出，受到国文老师刘子行的青睐，刘老师要他加入（重回）国民党，本已灰心的他，为了避免嫌疑，只好填表加入。
但是，他对党并不热心，他学到的进步思潮和国民党“格格不入”。一个正在成长而思想尚未定型的青少年，他的思想还处在不稳定阶段。
三
21岁那年，他考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师从郑振铎，专攻教育。1935年大学毕业，名列前茅，他被留校，在附中高中部教书。
初出茅庐，个子矮小，第一次上课就脸红心跳，看到年龄和他相仿的女生，站在讲台上，常让他忘记预先准备好的讲课内容。为了克服尴尬，他每天起早预讲，逐渐取得学生信任，消除了师生隔阂。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寇侵占上海，暨南大学迁入公共租界内上课。马维忠觉得在帝国主义卵翼下求生，不是滋味。于是，就到江西农村，去实现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
他在江西农村改进社南昌万家埠实验区，担任区总务主任兼江苏农村建设人员养成所教务主任。业务繁，工作多，有些课目请不到教师，他都得去代理，白天上课，夜里改卷。
马维忠年轻热情，关心学生生活，所以受到学生的爱戴，但也因此遭到区负责人的忌妒。
实验区内原有步枪四百支，子弹四万多发，他借此武器发动群众，积极训练组织抗日游击队，准备打击入侵日寇。不料，省保安司令部熊式辉却借口扩充抗日武装，把所有步枪收缴了。
南昌工作不遂心意，又不能抗日，在同学杨玉生电邀下，马维忠前往滇西保山县教书，再次实验“教育救国”的理想。
在大学念书时，马维忠多次拜访陶行知，成为陶的私淑弟子。1938年夏，他到保山后，一边教书，一边以保山师范名义，商与地方政府，到小北门外北乡，创设教育实验区，仿效教育家陶行知的经验，实施乡村教育。
他穿上草鞋，带领师范学校的实习生去教书。师生们热情地挖地、种菜、烧饭、平整操场等，受到群众欢迎。半年后，入学儿童骤然增加，扩充到三校十二个班级，附近农民都要求他们去协助办学。他与保山县长商洽，把邻近北乡的几间小学接收过来。可是，当地的教育科长却很忌妒，从中破坏，好在他们已在群众中扎下根
基，工作仍然继续下去。
日寇占领东南亚，华侨学生纷纷逃难回国。国民政府要在保山成立华侨中学，马维忠便参与筹建。1940年5月，保山国立第一华侨中学成立，马维忠兼任该校教务。之前，他还协助缅甸华侨陈孝奇、陈变民兄弟等，筹办滇西华侨实业垦殖公司，出任交际主任。
1942年3月，日寇侵入滇西，马维忠离开保山，在昆明昆华师范当教务主任，并在昆华女师教书，指导学生在昆师附小实习。
同时，他又在夜间任《正义报》《民意日报》《扫荡报》等报馆的教育副刊编辑，还兼差市教育新闻记者。
四
在此时期，马维忠接触和认识了许多民主进步人士。如闻一多、楚图南等人。
但是他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国民党“老了”，没有希望，而“三青团”吸收的都是青年，将来肯定是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因此，他参加了三青团，并被委任为三青团昆师分团筹备处临时干事会书记。
不过，他是“外省人”，思想又有些“偏左”，得不到重视和信任，马维忠一度陷入彷徨和失望。
1944年，马维忠为了争取机会，将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在较大范围内实施，于是在云南省教育厅保荐下，参加了县长检定考试。虽然名列前茅，因无靠山，直至两年后才被派往车里（即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出任县长。
车里，人们认为是个难于治理的地方，地广人稀，百姓贫穷。马维忠则认为是自己搞“改良主义”的理想，实现改造社会的大好天地。
他上任后，推行一系列新政，包括修筑道路、兴办学校、建立医院、减免赋税等积极措施。人事方面，则起用土司头人参加县政府工作（西双版纳自治州首任州长召存信当年被他委为科长）。他颁令禁种鸦片，禁止吸毒，实行全县烟民登记，组建一支不吸毒的防卫队，与原警察局（局长带头，全局人员吸毒）相“制衡”。
这些积极改革措施，当然会损害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斯时国民党的统治下是行不通的，所以马上任不久，即遭到控告和迫害。
1947年底，云南省政府派专员到车里视察，该专员抵达后，即向马维忠“索要”金子七两。
马说：“我一个穷县长，哪来那么多金子，我把各乡乡长找来开会，如果他们说有，就让他们直接交给你。”
该专员表面无可奈何，内心却生着闷气，回省后就向上级捏造马维忠“铲烟不
力”，并以对匪“防剿不力”的罪名，把马维忠撤职查办。
所谓的“匪”，就是那些穷苦的反抗政府的人民。马不主张用“剿”的办法，而是主张“安抚”教育，这当然会引起当权者的不满。
马去职后，新上任的县长也想在马维忠身上捞一把，他向马要银元三千，没有达到目的，就以“交代不清”的罪名抄家。翻箱倒柜的结果，只找出一百块银元，于是恼羞成怒，将马维忠关进大牢。
马的家属也被赶到偏房小屋居住，不可随意出县政府大门。
马以为只要为官清廉就行，哪晓得他这个清官干了不到两年，却坐了八个月的黑牢。
五
国民党统治下，官吏贪赃枉法，层层剥削，乡下老百姓苦不堪言，遂揭竿而起。
1948年前后，人民游击队风起云涌。马维忠因同情他们，被上级以“防剿不力”的罪名，撤职查办，关进大牢。在狱中，他动员县防卫队队长与云南边区自卫军第三支队接头，暗引他们渡过澜沧江（当地人称九龙江），车里和平解放了。
游击队解放了车里之后，马维忠恢复自由，并在该支队内担任民运组长。一个月后游击队来了党代表，队长鲁文聪被审查，马也投入大牢，戴上了木镣。后因游击队撤退——也可能是纠偏了，游击队的大牢只坐了两个月。
该年7月，马维忠闻北京已解放，想经泰国回老家去，没料到达缅甸大其力时，适值泰国“排华”，只好留在大其力华侨学校教书。
到了次年5月，马维忠在滇籍友人援助下，终于到达仰光，住在百尺路的江浙同乡会会馆的二楼，楼下是店铺。刚到仰光人地两疏，一家六口没工作，马维忠心情郁闷。某一天，他喝了两口酒，跑到楼下，不料竟与顾客吵起来。可能语言不通误会过份，人家叫来警察，把他送到警察局。他的太太找到陈孝奇，陈了解情况后，就把他保释出来，这是他第三次坐牢。
虽然马维忠命途多舛，进过三次牢房后，生活终于有了转机，在孝奇仙推荐下，他先后在挽华中西学校、华侨中学教书。
教书是马维忠的爱好，也是一生的“教育救国”梦想。在华文师资缺乏的海外，马维忠这个学有所长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过去，他把自己的理想付诸社会改革却未见成效，现在，在自由空气相对浓厚的异域，周围又是如许之多的民主进步人士，大家支持他、信任他，学生们喜欢他、爱戴他。从此，马维忠如鱼儿得水，开怀畅游，全力施展他的教育才华。头几年，他任华侨中学教务主任、教导主任，1955年任校务委员会主任。
1951年，由周采书、陈白涯诸先生介绍，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
在华侨中学七年（1950年7月～1957年6月），他成绩卓显，这间缅华最高学府由茅屋建成西式楼房，人数由二百余人增至一千多人，诚可谓春风化雨桃李遍地。
1956年中国国庆前夕，马维忠准备回国观光，在办理往返手续时，遭到移民局刁难被驱逐出境。打官司无效之后，于1957年5月带领全家回国。他走后，对缅华教育是一大损失，校长李国华及萧维梅等同仁给他的信中，有如下评价：
“华中经你多年之协助策划，能有长足进展，从各方面来说，都显示着蓬蓬勃勃的气象，不停地向前迈进，给社会人士以良好的观感，这一切当然是全体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你的埋头苦干、心力交瘁的贡献实为最大，这是有目共睹的劳绩，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六
马维忠的文学修养很深，写作能力也很强。他曾在昆明担任三个报刊的教育副刊编辑；旅仰期间，任《新仰光报》《生活周报》《中国日报》特约撰稿人，及《人民日报》副刊编辑。
他曾用秦伊、浙潮、楚歌等笔名，撰写稿件数百篇。但因生活波荡，经常遭遇动乱，很多作品分别在昆明、湖州散失，根据他子女的搜集整理，现仅发现50余篇。
马维忠的作品，形式多样。有教育论文、散文、杂文、诗词等。按内容大概分为：
教育理论，这是他的专长。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缅华文教工作者的鼓舞力量》《国庆日展望科学与教育》《五四运动与教育》《清代实用派教育思想》等。他根据教学实际，发现问题，写出了《华侨中学师生“三好”活动》《惩罚应注意什么？》《惩罚与民主精神》《学生逃学原因及预防》等。
他还提出了一些教学方法，帮助青年教师《怎样当班主任》《怎样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注意》《我怎样辅导语文》《小学语文怎样教》等。
对于缅华教育，他还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诸如：《论缅华教师联合会组织的健全》《缅华中心学校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为建立系统的缅华教师进修制度而努力》等等。
他的这些教育理论、教学经验、教学方法，在师资人才十分缺乏的缅华教育界，是非常适合、非常需要、非常有用的，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教育华侨后代，有着长远的影响。
他从小就热爱孙中山，喜欢鲁迅的作品，崇拜教育家陶行知，学习诗人屈原的
高贵品质，因此，他写有：《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我们敬爱的和平战士——宋庆龄》《从“铸剑”“理水”看鲁迅的思想发展》《五四运动与鲁迅》《鲁迅怎样当老师》《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怀念陶行知》《回忆闻一多》等。
通过人物评论，马维忠宣泄了他对旧社会的“憎恨”，对新社会的“热爱”，也透露出他的世界观的转变。
他也写一些游记见闻。如《滇南千里行》《思普地区见闻》《缅北边区纪事》《盘据缅北的国民党残匪》等。这些文章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黑暗面，贪官污吏如何横行霸道，搜刮民脂民膏。这些文章一针见血，使反动派见了心惊胆颤，所以他的文友称赞他“如椽巨笔动风雷”。
他也写了一些赞扬中缅文化交流的文章，如《缅甸文化部剧团演出》《华侨中学运动会》《中国美术工艺展览会》等。《屈原》话剧演出、闽剧《炼印》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出，他都写出观后感、散记、花絮等。
他更写出多篇研究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历史、政治、婚姻、传说等方面的文章，如《摆（百）夷的历史传说、政治、婚制与婚礼》《傣勒兄弟民族的丧葬——对孔庙的信仰》《用人头祭谷子的卡瓦》《被孔明丢落的部队》《英帝国主义在卡瓦族的活动片断》《龙云派兵镇压少数民族》等等。
马维忠写的诗词发表的不多，我想大概是他教学繁忙，写论文较多，没有时间吟诗作对吧。但从他代华侨中学师生所写的祭文（参见本文附录），即可见他的古典诗词功力。
1951年6月6日，缅华爱国华侨领袖曾顺续先生遭到反动派暗杀身亡，马维忠以骈体文写祭文，这种骈体文讲究对偶，重视声韵，诗藻华丽，在缅华社会中，鲜有能写此者。骈体文一般人不容易读懂，更不说写了。所以，文友们称他“连年彩笔称南国”，他的“回归祖国，回归故乡”，大家都恋恋不舍，写下了许多欢送和怀念马维忠先生的诗词。
马维忠先生回到中国后，在浙江湖州师范工作，然而在“四清运动”中被怀疑、受审查。“因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1965年6月，他走上了一生崇敬而遥远的古代诗人屈原的道路，闻者莫不哀叹！
附录
代华侨中学师生起草祭拜曾顺续先生祭文
维 公元一九五一年六月九日，值曾公殉难之第四日，缅甸华侨中学全体师
生，谨以清酒时馐致祭于
曾董事长顺续之灵，曰：呜呼！曾公，少知自励，夙负英才。长事懋迁①共惊神算。负朱公②之奇策，披王氏之青箱③。民主其胸襟，迹近市廛④而不俗；爱国其德操，志在货殖而好仁。是以，兴学惟诚，少幼共沾其德泽；经商以义，远近咸赖其疏通。方期骏业日新，开财源于海外；爱国民主，立楷模于缅华。讵以凡事仗义执言，竟触匪特之忌，于公元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被惨刺于回寓途中。弹中要害，光荣殉难。名光侨史，义重人寰。嗟嗟！谁无妻孥，谁无子女。弱妻夜泣，孤子谁抚。凶手未获，哀怨莫伸。固云哀矣，岂不痛哉！惟我曾公，缅华之雄。烈士志愿，异域立功。身遭暗算，为国效忠。拯斯民于迷路，挽侨教而昌隆。死后成仁，生前有功。英名遍传于宇宙；史册流芳于无穷。爱国侨领，有如此烈士精神，保证民主必胜；蒋帮匪特，用斯种流氓手段，证实驴技已穷。乃者，我缅甸华侨中学全体师生，追念忠义，共钦道范。时将安葬，恭祭忠魂；誓竟雄志，泉下安心。英灵不远，告慰必闻。所望魂归梓乡，领祖国之祭典。忠骸虽留异国，茔前即建墓碑；侨民借得拜扫，功德永矢莫忘。今我师生，全体拜祭，略陈不腆之仪，聊申丹忱之敬。英魂在望，来格来尝，呜呼，哀哉！尚飨。
缅甸仰光华侨中学全体师生同拜祭
原文载1951.6.13缅甸《新仰光报》
注：缅甸华侨领袖曾顺续先生，一向热心侨胞公益事业，曾任缅甸兴商总会理事长、华商商会副主席及“中正”中学董事长，1950年初，被选为仰光华侨中学董事长。新中国成立伊始，他力主采用民主、革命的新华版课本，摒弃旧版本。当时，缅华社会新旧两股势力斗争激烈。新旧课本之争，使“中正”中学一分为二，自愿使用新课本的学生占2/3，另行开课。曾公站在斗争前列，遂遭蒋帮特务杀害，壮烈牺牲。华侨中学全体师生热泪盈眶，与缅华爱国侨胞一起，为曾顺续烈士举行了悲壮的丧礼，丧礼上恭读的就是这篇祭文。祭文用词精练，惜墨如金。前段“少知自励，……”仅以百字，就将曾公的为人品德，处世哲学及政治立场一览无遗；中段，“谁无妻孥，……”32字，将亲属哀怨全面表露；继有“唯我曾公，……”87字，又见广大侨胞的义愤涌出纸面。祭文以浓缩的语言，道出了拜祭者的心情。朗读者声情并茂，荡人心魂；倾听者肠断心碎，热泪倾盆。
此祭文系原仰光华中教务主任马维忠所拟，曾在1951年6月13日的《新仰光报》上刊载。剪报已失，手稿也仅遗复印件，标题系抱朴子所加。为便于阅读，对祭文中罕见又不易理解的词组
① 懋迁：即经营之意。
② 朱公：越国范蠡，善于经商自号陶朱公。
③ 青箱：[南史]王彪之博学多识，缄之青箱，世谓之王氏青箱，学识渊博之意。
④ 市廛：即市场。
作了注释。
骈体要求词句整齐对偶，重视声韵的和谐与词藻之华丽。它盛于六朝，衰落于唐代，由于它行文拘束，走向空虚浮艳，时遭后代抨击，是故，近代骈文鲜有佳作，缅华社会更是罕见。此祭文形式上采用骈体，句式有四四对、四六对、四七对、五七对，参差变化，不使人觉得单调划一，更可贵的是，将34字的长联嵌入文中而难以察觉，这些句式的应用，达到流动变化而又音节整齐、和谐可诵的效果。在内容方面，祭文从赞颂烈士品德开篇，引出特务恶行，侨胞痛恨，悲恨之后，奏“誓竟雄志，共钦道范”；也就是说，青年师生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日后一定将胜利的消息，告慰于灵前。此祭文将思想性与艺术性巧妙结合，区区五佰余字，使古老的骈文与生动的现实结合起来，既可作爱国主义实例，又可引作缅甸华文学习之乡土教材。
3.05 爱国热情如岩浆涌动
我没见过周蒂芸老师，根据他女儿的描述：他“个头不高，长得一双浓眉大眼，高耸的鼻梁，黝黑的皮肤，额头和颧骨略微隆起，是那具有四分之一的印度尼西亚血统，是父亲一脸混血儿特有的帅气。”
我不认识周老师，他在50年代进南中执教，而我早已离校回国。周老师逝世十多年后，在昆明，经朱飞校友的引见，我遇到了开朗幽默的周师母和她那个言谈风趣的女儿，这时是2001年的5月。
她们向我出示了周蒂芸老师生前收集的四本剪报。这些剪报是周老师青壮年时期在仰光进步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有诗歌、散文、小品、评论、随笔、新闻等等。
我翻动着近乎泛黄的纸张，一篇又一篇生动的文章在我指间流掠而过，令我惊羡不已，一首又一首磅礴的新诗在我心潮里涌起阵阵滂湃。我深切地感受到一股爱国的生命隐隐然从纸面溢透出来。
这四本剪报分别是《伊江塔影》《春之歌》《祖国之恋》《归帆》。这是周老师20多年里用青春的热血、侨子的赤心，一字一字凝结出来的。这里，洋溢着他对真理的追求，对新生事物的欢呼，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怀念，对祖国亲人访问缅甸的雀跃，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热烈赞颂。这里，有他的理想、愿望；有他的欢乐、信心。他站在伊江边，遥望北方，心潮澎湃，写下了《北望祖国》《光荣从祖国来》。他为新生的祖国骄傲，他为做一个站起来了的中国人而自豪。周总理访问缅甸，他作为一名报社记者亲自见到了周总理，聆听了周总理的讲话，倍受鼓舞，他写下了《祖国啊！我的心向着您！》。当罗布泊上飘起了第一朵蘑菇云时，他为祖国的核试成功热泪盈眶，迅疾走笔写下了《胜利的最高音》。他的爱国热情，有如涌动着的炽烈岩浆，不时地喷溅着耀眼的光焰，在缅华文坛开放出一朵又一朵美丽的诗篇。
有一年，南中高中部举行诗歌朗诵比赛，周老师担任评委坐在台下，他静静地
听着一位同学的朗诵，他受到了感染，为之情动，觉得该诗熟悉而亲切。忽然，他想起，这不就是自己的诗作《北京，您给我光明和喜悦》吗？可见，周老师的诗作是受欢迎的，是得到学生和侨胞们的共鸣的。
他用过的笔名很多，有北流、朱雀侨、蒂芸、海惠……等，他平时能认真学习，关切祖国，跟随着急剧变化的时代脉动，写下了许多鼓舞侨胞的爱国诗篇。
1964年冬，他带着妻子儿女一家八口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这个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又长期侨居缅甸的赤子，并不因为祖国贫穷而抱怨，也不因为分配在昆明而陌生。他在《云南日报》上写了一篇《在社会主义祖国度过的第一个春节》。他说：“我曾在昆明度过两年的岁月，对于她，有着超乎故乡之恋的千丝万缕的怀念，今天，她在人民的爱抚下，一定日益皎好，日趋壮丽。”是的，祖国处处都是家，游子的痴情和母亲的脉动是一脉相连的。祖国啊，“怎么叫我们不死心塌地地爱她？”
1984年，周蒂芸老师的爱国热情划下了生命的句点。他所在昆明第四中学为他举行了简朴庄重的追悼会。中国致公党昆明市委向他致了悼词。他的文友曾经评价和称赞过他：“彩笔一枝欣壮健，文渊学海不虚名。”“执教南中不记秋，风骚文采一名流。”
我终于认识了一位痴情爱国的师长和热情奔放的缅华诗人了。
3.06 他倒在深爱的土地上
——悼念杨章熹老师
我们敬爱的校长杨章熹老师去世已经18年了。今天，再次翻看当年追悼会上拍摄的照片，杨老师的遗体用白布覆盖着，遗体旁，杜坚老师和子女们悲痛欲绝的情景，使我们心头酸楚，为之神伤。
杨老师是个多么好的人啊，他一生为党为国，做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热爱真理，追求光明，他为了寻求解救社会的良方，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他曾写过一本社会发展唯物史观的册子，这是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大转折过程的记录和总结。
从1938年起，他就和黄绰卿等人，创办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缅甸队部，有组织地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各项政治主张，开展了缅华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为了把多数青年团结起来，用歌声唤起侨胞爱国热情，支援抗日，他积极推动和开展了华侨青年的歌咏活动。1940年6月1日，缅华叱咤合唱团编选了《叱咤歌集》，他用兰胜的笔名为之写了前言。
1940年，为了让许多没有机会上学的青年店员、工友能够受到教育，他在仰光
只荷担创办了仰华公学。可惜开办不久，日寇入侵。战后复办，这间学校改名为仰华业余公学。杨老师回国后，学校交由曾冠英负责。
1947年，仰光华侨中学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杨章熹老师担负教务主任一职，他为重建的华中尽心尽力，写了《重建旧华中》歌词，歌词里宣扬了他为华中制定的方向和校风：“重建旧华中，扬我新校风，整肃而能动，致实更持公。”一年后，华中有了新校歌，这首代校歌以后就失传了。
1949年，杨章熹老师到南中，接任校务主任（后改为校长）职。这时，我在南中读中二班，原班主任王鹏年回国，杨老师兼我们的班主任，教授国文课。杨老师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从来没有对学生发过脾气，教学上是认真负责的。
有一次上国文课，他讲艾青的《吹号者》一诗。他朗诵时，贯注了满腔热情，同学们都静静地听着：“他以催促的热情/吹出了出发号/给前进着步伐/做了优美的拍节。”他左手捏着课本，右手在头上扬起。眯细的眼睛透过高度近视镜片，凝视着天花板。他那真情流露的发音，他那准确的吐字，感染了正在聆听的同学们。此情此景，至今还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中。
杨老师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华侨补校、厦门大学、泉州大学工作，直到逝世。杨老师的一生，为华侨教育，兢兢业业；为抗日救国，积极奔走；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贡献了精力。他就像一个吹号者，以饱满的热情，呕心沥血地吹着出发号。
我和杨老师有几十年未见面了。听说在文革中他受了许多委屈和折磨。1981年11月18日，他停止了呼吸。“他倒下了/倒在深深爱着的土地上。”今天，我在写这篇纪念文章的时候，耳边仿佛还在响着他的声音：“听啊，那号角好像依然在响。”……
注：文中的引文是艾青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