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 南国风情
4.01 海上明珠桂山岛
在中国珠江口外的浩瀚大海中，星罗棋布着40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其中有一个岛叫“桂山岛”。它是进入广州的咽喉，岛上设立了引水站，把外国商船引进广州，它是中国通往国外的重要门户之一。
50多年前，这个岛原来叫做“垃圾尾岛”，国共易手后，该岛才改称为桂山岛。这个小岛的易名，有着一个悲壮惨烈的战斗故事。
海上势力悬殊
那是1950年，国民党凭借强大的海军优势，统领着南中国海域的天险——万山群岛，期盼“控制万山，封锁海口，策应大陆，准备反攻”，割断新中国南部与外洋及港澳等地的往来，以阻扰大陆社会经济的发展。
当时，国民党在万山群岛有第三舰队和一个海军陆战团共三千多人，另有原来就在守岛屿的地方武装李崇诗部一千余人。主岛垃圾尾岛驻有第三舰队指挥部，由代司令中将齐鸿章任指挥官。
岛湾内有护卫舰、扫雷舰和登陆艇共30余艘，舰队拥有“太和”、“永宁”号等驱逐舰，分别为二千和一千多吨，另有“中海”号坦克登陆舰。以上船舰总吨位为中共舰艇的三百倍。
中共为打破封锁，扫除沿海障碍，恢复和发展经济，作出了“逐岛攻击”、“依岛攻岛”的战略方针，将四野一三一师两个团，和新组成的广东军区江防部队，组成登陆作战部队，并配备炮兵一部，总兵力约一万人。
中共有舰艇16艘，运输船8艘，只有一艘美国造的登陆舰“桂山号”358吨，两座40毫米口径大炮，另一艘“国楚号”吨位比桂山号大，没有大炮，速度慢，机动性差。其余为杂型小炮艇、小登陆艇等，分别命名为“先锋”、“解放”、“奋斗”、“劳动”、“前进”等。还有一些是木质渔船改装的小炮舰，型号杂乱，性能低下。中共的海战指挥员都是陆军出身，大都是东北人，许多人从未见过大海，都不会游泳，更无海上作战经验。
海战短兵相接
1950年5月25日拂晓，一场惊心动魄的海战打响了。中共的舰船从唐家湾出发，木头船、小炮艇冲进国民党的舰群里，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搏杀，刺刀见红，主要
基地垃圾尾指挥部中心，由于各舰艇航速不一，又缺少必要的通讯联络工具，因此火力舰队和运输船队不能相互照应，各艇之间失去联系，只好各自为战。
小炮艇“解放号”速度快，首先冲进垃圾尾岛海域，忽见周围黑呼呼一大片，那是国民党舰艇，“解放号”就乘对方不备，利用夜色，在敌舰群中来回穿梭，迫近时就立即开炮。
“解放号”只有28吨重，面对千吨以上的庞然大物，进行攻击。他们从灯火信号闪烁和舰体形态，判断出那是指挥舰“太和号”，于是集中火力击该舰指挥台，刹那间“太和号”舱面起火，齐鸿章右臂被打断。
国民党舰艇失去指挥中心后，一时大乱。经过一个小时混战，天将破晓，发现竟然只有中共两艘舰艇，于是全力展开反攻，向“解放号”猛击。
“解放号”中弹多处，艇体弹痕累累，舰身多处进水，指挥员林文虎中弹死亡，全舰19人，有13人伤亡，无法再战，只好带着百孔千疮的艇体冲破重围返航。
正当国民党舰队和“解放号”打得火热时，“桂山号”及时赶到了马湾口，用猛烈的炮火堵截国民党的舰队。
于是国民党舰群就转而围攻“桂山号”。在双方力量悬殊下，“桂山号”中弹起火，甲板上物体几乎全遭击毁，机舱也开始进水，被迫抢滩登陆。
副团长郭庆隆带着活着的士兵抢滩成功，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陆战团展开肉搏战，终因众寡悬殊，全部壮烈战死。
海战中，中共的“奋斗号”、“先锋号”小炮艇在牛头岛的海面与国民党的“25”、“26”号炮艇相遇，中共小炮艇驶近对方舰艇，用火箭炮、机关枪、手榴弹袭击。“26号”见势不妙，想闪又来不及，企图凭借吨位大，用舰体撞击“奋斗号”，“奋斗号”及时躲开，杀个“回马枪”，将其击沉。
“先锋号”则靠近“25号”突然开火，战士们甩出手榴弹，然后步枪上刺刀，跳上对方炮艇，392团一排排长兰善禄和班长孙文禄手持冲锋枪，率先跳上甲板，对准舱门，对方7士兵举手投降。
改名桂山岛
万山海战经过三次反复，历经72天，至8月4日结束。广东省人民政府为了表彰“桂山号”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将垃圾尾岛改名为桂山岛，并在岛上树立烈士纪念碑，让后代子孙凭吊。
原文载《世界日报》2009年2月9日
4.02 中国海军首届运动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从人民解放军中抽调人员，着
手建立人民海军各兵种部队，以适应保卫国家海防的需要。
1953年夏季，中国海军在青岛市，举行了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开展体育活动，增强部队指战员体质。
我有幸参加了此届运动会。我当时所在的部队是海军航空第三师，是刚刚筹组建立的，只是一个机关“空架子”，还没有飞行教练、飞行员、机械维修人员等各专业人员，因为他们都还在航校学习中，飞机场也没有修建完工，我们都分散住在附近农村的农民家里。
海军首届运动会，意义重大，我们当然不能缺席，只好拼拼凑凑，从现有机关（司、政、后、医）人员中挑选，勉强凑足了三支球队，篮球、排球、足球共40多人参加。至于个人竞赛项目，则没有参加。
海航三师原是四野一三一师野战部队，1950年在珠江口外，在友军的配合下，以木壳船、小炮艇，对阵国民党千吨以上钢铁兵舰，开展了夜战、近战、恶战、苦战。经历71天的海上搏斗，最后终于以弱制强、以少胜多，解放了万山群岛一带48个大小岛屿，保卫了国家南大门和港澳沿海的交通安全。
因为形势需要，在毛泽东“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指示下，1952年底，一三一师师级机关，奉命北上山东胶州湾，改编为海军航空第三师。
好在我师的篮球队是稍有名气的“战号”篮球队。它是广州解放后，由南海县篮球队强队中的陈氏兄弟、姐夫、堂兄等组成的，以后又有各团中新参军的青年学生加入。
这些成员有：陈守康、陈仁康、陈义康、麦干、李星、姚伟文、卢振国、叶充、梁功仪等人。
该队1951年到广州比赛，连胜12场，一时轰动了穗市体育界和新闻界。
后来高佬（大个子）陈仁康被调入中南军区篮球队、全军“八一”篮球队，夺得全国冠军，又被选入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他是国家男子篮球队中唯一的广东籍队员。
首届海军运动会，有海军各兵种部队代表队：海军学校、预校、海军航空学校、汽车兵学校、海岸炮兵、快艇部队，以及航空第一、第二、第三师，与造船厂（非军籍）等等。
因为各兵种都是中共建政后由陆军在不同时期改编过来的，所以运动比赛成绩并不突出，成绩较好的是学校中的青年学员。
但是首届运动会却实到起到了推动发展作用，也达到了“增强体质，保卫国防”的目的。之后，各部队团以上单位都设有体育主任一职，负责开展体育运动工作。
我当时参加的是排球队，队员高矮胖瘦，极不一致，一看就是些“机关兵”。因为足球队人员不够，于是我又“滥竽充数”地被塞进了足球队。
至于我们的“战号”篮球队，则较有名气，善于打阵地战、攻坚战，因此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赛前，各队都纷纷看好有夺冠之望。
但是，在50年代初期，在苏联的篮球快攻打法影响下，“战号”的阵地战已不适应海校青年学员的迅猛快攻，所以只能屈居第二。
我们的运动背心印的是“空三”，最后变成“三空”——空手而回。
运动会结束后，海军总部组织各优秀队伍到各地巡回表演，进一步深入基层，从此海军体育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那时候，棒球运动尚未提倡，我们在青岛体育馆，第一次看见海军体工队有棒球队在练习，教练是一位体形魁伟、头发花白的老者，他不会讲普通话，可能是美国的老华侨，但是他的球技，令我们惊叹不已，啧啧称奇。
他挥棒有力，迅猛如神，有时把球击出如火箭直冲云天；有时把球击出运动场外。有他说把球击到几号位就是几号位，真是又神又准！他喊“上！上！”（像是广东台山话）要球员赶紧上了前去接。
可惜，棒球在中国一直未流行，直到几十年后，即改革开放后，中国在80年代才开始有棒球队出现。
至于拳击，中国在1959年试行过拳击比赛，后来停办了，又到了80年代才逐渐恢复。
如今迎接北京奥运，回忆过往陈年旧事，心中真有无限感慨。中国人，加油！加油！加油！
原载2008年6月21～15日《世界日报》
4.03 玻璃工人生活散记
1958年，全国吹响大跃进号角，要超英赶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地处边陲的昆明，交通不便，工业一向落后，为响应中央号召，各行各业到处扩业建厂，大干快上。于是，厂房似雨后春笋般地到处树立起来，却没有玻璃镶窗，矗立的厂墙开着大洞，像张着大口的野兽。
省市领导决定建立一座平板玻璃厂，以适应市场需要。以云南光学仪器厂为主力，抽调一名副厂长，一名熔化车间主任，两三名技术人员和工人，在昆明护国路成立昆明平板玻璃厂筹建处。为了大干快上，边设计、边选址、边建厂、边培训，企望在三年之后投入生产。
北上培训
平板厂地址选在昆明西站五里外的小团山下，滇缅公路从这里经过。我从云南光学仪器厂被调来后，筹建处告诉我，还有两名学工正在厂址钻探机处，要我先到小团山帮忙，过两天一块到秦皇岛去。次日早晨，我到了小团山，在青青的秧田中间，有一个三角形的大帐篷，旁边一钻井正在轰轰地钻探，搜集地层构造资料。在帐篷内，另支起一张帆布床，我在里面住了两天。
筹建处来电话，叫我和两位学徒工一道到秦皇岛培训队。那时候，昆明尚未通火车。我们只能坐长途汽车南下，经陆良、开远、百色到南宁，换乘火车到衡阳，再北上到北京。那两位学徒工一姓邓，是个社会待业青年；一个姓吕，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响应祖国号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放弃高考。本来筹建处不允许我们在路上游玩停留，但是，他们第一次出门离省，这两位边疆青年多想看一看伟大首都北京风光，既然经过，怎能错过这难得的机会呢？在北京车站转车时，我办了停留两天的签证，满足他们梦寐以求的首都梦。
到了秦皇岛，一打听，培训队就在铁路边不远一间叫做“悦来栈”的旅店。这种旅店，大概是专供赶马人和大车驭夫晚上歇脚的地方，房间内桌椅板凳都没有，只有光秃秃的一个通铺，全由昆玻培训队包了。学员们按工种分配住宿。男学员三间，女学员单独一间，几个技术人员也是一间。耀华玻璃厂是日夜三班制生产，培训队学员分到各车间跟班学习，也是三班倒，吃饭就到厂里的食堂购买饭票。学员按学徒工待遇，每月15元津贴，如果上夜班（0时至8时）一次补助2角钱，上中班（16时至24时）一次补助1角钱，作为保健补助。这点津贴仅能维持学员的最低饮食。每餐只能买个一角钱的炒白菜或咸菜。如果想吃炒荤菜，每盘3～4角钱，学员是吃不起的。
北方人喜吃面食，南方人喜欢吃大米。刚到秦皇岛三几个月还好，可是到了下半年，大米减少了，面食也减少了，杂粮做的窝窝头和粗糙的高粱米，吃得云南来的学工叫苦连天。到了10月份蕃薯收获季节，市粮食局只供应新鲜蕃薯，连杂粮都不供应，顿顿红薯，日日红薯，吃得学工们胃里酸水倒流，领导也没办法。据说，蕃薯收下来难收藏，秦皇岛粮食局号召克服困难，要大家多吃。当时我们城里人还不知道，国家正在困难时期，农村里老百姓都在饿肚皮。三年下来，工厂工人还没有饿死的。
下车间，跟老师傅学习
秦皇岛耀华玻璃厂是1934年建立的老厂，专门生产平板玻璃，解放后在上海
另建一间分厂，叫上海耀华玻璃厂。老厂有两个车间，第一熔化车间和第二熔化车间。昆中训队一共30多学员，按照工艺生产需要，熔化工、投料工、测温工，分在熔化工段；修边工、引上工、看炉工，分在引上工段；采片工、选片工、切片工，分在选片工段；另外还有修窑工、槽子砖工，等等。昆明培训学员全部分在第二熔制车间跟班学习。
昆明培训学员来自几方面：一部分是昆明热水瓶厂，昆明灯泡厂抽调来的二三级工人，其中有党员和复员军人；一部分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自动放弃还有一个月就将高考的机会，响应祖国号召参加建设；还有一部分是昆明市的待业青年；另外还有一部分是由保山大理专区、县农村招收的知识青年，其中有一些彝族、佤族等少数民族。他们在煽情的动员下，怀揣美丽的理想，想学一套本领，建设可爱的家乡。一听到玻璃，就想到那透亮亮，明晃晃的玻璃能够在我们手中制造，多么迷人，多么伟大！
开始，大家的学习劲头都很高，跟着老师的屁股转，细心观察，耐心听讲，叫干啥就干啥，累活脏活抢着干，上班不敢迟到，下班不敢早退，个个都希望早日学到技术，等待回厂显身手，摆脱学工身份，争取做个二级工三级工。因此，在前期，耀华老师傅对云南来的这批学工十分满意。耀华老厂玻璃工人里，女工很少很少，因为平板玻璃生产，是高温工作，硅酸盐作业，所用工具都是4～5米长的铁棍、铁铲，所用原料又是沙粒，化学原料，生产过程粉尘也大，所用耐火砖每块重几十公斤以上，不适合女同志作业，而昆玻培训队里有四分之一的女学员。（大概是招工时领导是外行，只要是劳动力就行，不懂男女生理不同），昆玻培训队有女学徒，开了玻璃生产史上的先例，她们在班上像男子一样，冒着高温，汗水淋淋地跑来跑去，在钢板焊结的模板上又下又上，连那些在耀华厂干了几十年的老工人都感到心疼，感到佩服。
说老实话，玻璃工人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一天八小时劳动不会比矿工流的汗水少。他们劳动的环境温度比炼钢工人还高，炼钢工在炉前操作，可以用风扇降温，玻璃工在引上机旁操作不但不能吹风扇，甚至连窗口也得关严，避免下一班成型时，降温太快导致碎裂，玻璃工的劳动环境用蒸笼来形容也不过分。
五级工薪水的学徒
在昆玻培训队里，除了两个技术员工资较高外，几个三级工人工资才40多元，而我原是转业军人，工资62元，是大家羡慕的，很多学工都喜欢接近我。我这个人也比较随和，在物质困难时期，秦皇岛的饭馆都取消了点菜，一律改成套饭制，即菜
盖饭，菜色只有一种，掺上一丁点肉末，饭则几粒白米＋窝头，或小米＋窝头。在休假日，我和几个学工上街玩，为了改善一下伙食，我买了一两盘4元一餐的套饭，吃的是驴肉或马肉，当时算是高级了。我这样做，纯粹是大哥哥对小弟小妹的关怀，希望他们安心学习，熬过这三年学工时期，争取圆满完成学习任务。
我被分配在二熔车间杨师傅那个班，杨师傅是个五级修边工，其他几个师傅是四级工和三级工，他们有的都是十年以上工龄了。对我这个拿高工资的学徒工，未免有些酸味？开始都有点带理不理，可我始终尊敬他们，在时日渐进的接触中，互相增进了解，彼此不再那么尴尬。我虚心向他们请教，问他们什么问题，他们也都乐于解答。
玻璃生产最大事故就是“掉炉”。所谓“掉炉”，就是平板玻璃在垂下引上过程中，由于各种条件影响，导致玻璃断裂，停止生产，那么就得一切从新来过：拆炉，挖掉炉内不干净的玻璃水，如果炉内的槽子砖有缺陷，必得汰旧换新，从新点火，引上。每一次停产到生产，要三四天，损失很大。为减少事故发生，每一个引上工都小心谨慎，时刻警惕，像战场上的士兵，时时刻刻握紧手中枪，对瞬息变化的情况毫不放过。因此，引上工脑子要灵活，动作要快速，一听见看炉工大声吆喝：“炫——疼。”引上工立即冲向炉顶的铁板台，冒着头顶哗哗下落的玻璃碴，用最快速度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对这种又苦又累的高温劳动，起初我也是不习惯，甚至厌恶的。回国这么多年，还在干这种又脏又苦又累的工作，到底有什么前途呢？一起回国的同学，有的已大学毕业，有的已升了官，有的已……，只有我还在从头学起，听老工人说，在解放前，玻璃工人是最被人瞧不起的“有女不嫁玻璃匠。”玻璃工人一天到晚汗水不断，又苦又累，工资又低，姑娘们都不喜欢。耀华厂旁边有秦皇岛海港，到那边，哪怕是当个铲煤工，也没有玻璃工人这么辛苦。但是，想到我为什么回国，想到回国时侨胞们对我们的期待。“党叫干啥就干啥。”“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只好咬紧牙关，坚持下去。那时候，正是祖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培训队里也有许多学工思想产生波动，不安心学习，我不能对他们作出坏榜样。
在学习期间，我随时记下学习心得，记下老师傅的操作经验，出了事故，怎样扭转危局。借来硅酸盐工艺技术以及窑炉构造等等书籍，耐心读，记笔记。
两年后，在全国建材系统模范学徒学习成绩展览时，领队把我的笔记交上去，说是要评为优秀。后来怎样，没有下文。
两个“坏分子”
昆玻培训队是最早到耀华厂学习的。两个月后，从全国各地都陆陆续续派来
了学员队。有新疆、兰州、洛阳、宜昌、南宁、广州、青海、上海……，分在耀华厂各车间。因为学员过多，住宿分散，管理不便。后来，厂里拨款在海边耀华工人村附近沙地上，修盖了两幢平房，让各厂学员集中居住。平房都是用木板搭成，上下通铺，铺板上撒着麦草。每幢平房在冬天都有烤火煤炉。但是，厕所却盖在房后几丈远。热天还好，到冬天夜里，就愁人了。从暖和的被窝里起来，披上棉衣，匆匆地迎着刺骨寒气，又抖颤颤地缩着脖子回来，那种滋味真是难受。
气候的恶劣，饮食的粗糙，工作的苦累，不久，学员产生了烦躁不安情绪，有的想家、有的想辞职、有的想回昆明，但是又没有路费。队里的党团支部都开过几次会，研究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让学员安心下来。
领队干部叫袁祥钟，瘦瘦小小个子，戴一副金丝边框的近视眼镜，表面看来，很儒而谈的样子像个知识分子；其实，他出身是霓虹灯管工人。解放初期，有段时间工人思想波动，劳动纪律松散，老袁在班里就给工人讲故事。讲三国、讲西游，巧言令色，滔滔不绝，听得工人们不愿离开岗位，上头领导来检查，还以为工人们干劲很高。就因为老袁能说故事，摆八卦，能够笼络人心，不久提拔为干部，又不久，提拔到区里当科长。调来昆玻后，他当领队。为了给厂里节省经费，他再三地压缩开支，本来劳动服一年可发两套，可他只发一套，所以学工们的衣服经常是汗渍变盐渍，酸臭难闻。手套、口罩每月只一副，实际上几天就用坏了，他也不管，上级领导以为他管理有方，可学工们私下里牢骚满腹。为了压制学工们逐渐升高的不满情绪，他在30多人的培训队搞什么“阶级斗争”。把一个出身富农的钟姓学工，打成“坏分子”，说什么“留恋剥削阶级生活”，“怀恨新社会”，强制送到劳动教养队。还有个姓黎的青年工人，是个复员军人，曾经当过班长，平常借着自己当过兵，有点满不在乎，说话随便，吊儿郎当。有次，在秦皇岛商店买日用品，对一个长得有点秀气的女售货员嬉皮笑脸，不知是云南口音对北方方言的误会，还是别的什么，女售货员生气，告上领导，结果他也被戴上“坏分子”帽子，送去劳动教养。
对这种不近情理的批判斗争，我不同意，可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大形势下，我也无奈，只好听之任之。
云南姑娘迷惑了北方小伙
耀华厂除了化验室有几个女技术员外，车间里几乎没有女工。昆玻培训队一来，厂里出现颈围白毛巾，劳动帽下露出黑辫的女工，那些年青师傅，北方小伙顿时呆然了眼。云南，多么遥远、多么神奇的地方。他们在电影里，在画报里看过那些五彩绚丽的少数民族姑娘。如今，这些年轻活泼、个头娇小，说话温柔的南方姑娘
就在眼前，虽然长得不是那么美如天仙，但是她们“师傅”、“师傅”的娇声嗲气，却挠动了他们的心。学工们给师傅讲云南的气候、物产、四季如春的春城、迷人的蝴蝶泉、五百里滇池、蓝茵茵的洱海，北方小伙听得入了迷。未婚的很想讨个云南姑娘；已婚的也想到新厂一展身手，当个工长、段长什么的。
看，从炉角那边过来那个脸圆圆，有一个迷人酒窝的女测温工，走到炉边，举起测温计对着拨开的炉口，平心静气地测量炉温。“怎样？温差大不大？”那个健壮的小刘师傅走上前。“1400℃，很稳。”她那酒窝里露出笑意。她叫丁秀芳，是个老红军的女儿。她爸爸原是川东老山区一个穷小伙，红军经过家乡那年跟部队走了，解放后退伍，跟一个彝族女人结了婚。丁秀芳已经读完高中，大跃进时，被动员放弃高考，参加了平板玻璃厂学员队。云南姑娘来到了北方平原，宛如冬天田野里现出了红梅。1959年三八节，秦皇岛市还特别邀请了昆玻厂的女学工，参加庆祝妇女大会。
1961年春，学徒工三年期满。听说学习结束就要回滇，学员队里一片喜气洋洋。当收破烂的贩子来到学员宿舍，学工们把棉衣都换了人民币。“多少钱？”“5块？”“8块！”“拿去！”“不要了，回云南不需要棉衣了！”……收破烂的捡了大便宜，笑呵呵地挑着一担胜利品，踩着金色的海沙走了。
昆玻学员队回到昆明后，有一个姓鲍的年青师傅也来了。他在耀华厂是个三级看炉工，来到昆明，找了一位云南姑娘，结成连理。从此，北方小伙落户在云南了。
4.04 红太阳广场
有天，在翻看几大本厚厚的相册里，发现一张小二寸黑白像。我拿给老伴看：
“你瞧，好可爱啊！”一个4岁小姑娘仰头笑着，那么天真，那么无邪，令人想在她的小脸上捏上一捏。她穿着碎白花无袖连衣短裙，白白嫩嫩的小脚丫踩着一双小拖鞋，倚着栏杆，背景是一幅毛泽东巨像，两旁是“大海航行……”的标语对联。小女孩开心地笑着，笑得你心中的烦恼都会云消雾散。
这张小照曾经被放大着色，展示在南屏街一间有名的像馆橱窗里。像片上印有“红太阳广场留念”几个字。
老伴端视着照片：“这个小模样，太可爱了。唉，就可惜那个电影院，我们才盖不久，就被拆了。”
忆起了往事，老伴心里就有一股痛楚和失落的感觉，仿佛匠人亲手制作的一件玻璃工艺品，突被撞碰在地，那种欲语难言的心态。
红太阳广场原址是昆明市工人文化宫，这是全市各族人民休闲娱乐，欢度节假
日的好去处。里面有光亮洁净的溜冰场；有老年人品茗喜听评书的茶室；有繁星满空的露天剧场；有茶花、菊花、玫瑰等奇花异草的园圃；有绿油油的花径，让父母牵着儿女在这里散步。还有听技术革新报告的礼堂；有工人业余学文化的课堂；有市民们探索知识海洋的图书馆；还有新翻建的有上千个座位的电影院。这个电影院是由市政公司二区施工筹盖的，老伴当年是工区的统计员，每天和建筑工人一起搬砖、筛沙、扎钢筋、挑灰浆，收工时又攀高爬低丈量施工进度。她们用汗水修建了一座漂亮的电影院，她们对自己亲手献出的劳动成果是有感情的。
谁想到文化革命当中，这座亮丽的文化宫遭到了噩运。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造反派头头为了表示忠心，决议把文化宫拆毁，在原地修建一个红太阳广场。
为了在短期内完成这项政治任务，革委会动员全市各族人民，各机关、团体、企业、工厂、部队、学校、农村，抽调劳力，全力以赴，每日奋战二十四小时。当时，我们水泥厂每晚抽调二百人到工地搬砖、运废土。工地上汽车轰鸣，嘈声不断。看到这么一座雄伟漂亮的文化宫被夷为平地，个个心里都暗暗叹息。
在搬砖的队伍里，有人嘟囔：“好好的文化宫为哪样要拆掉？是不是得不偿失？”
立即有人丢过话来：“嘿，你有几个脑袋？”
于是，大家高唱革命歌曲把怨声掩盖。
文化宫在百万人的愚蠢的行动中消失了。
改革开放后，广场又重新修建了工人文化宫。去年，我趁世博会之风回昆游览，看见当年小女儿照像的地方，铺就了红花绿草，背面的检阅台已拆掉，几百盆鲜花堆成了华丽的图案。
文化宫是一个座好几层楼的大建筑，彩旗招展，汽球飘扬。宫里宫外，游客络绎不绝。
迎金色晨霞，浴万顷余晖。人们在这里打太极拳、练剑术、做晨操。宫前的东风大马路，人沸车喧，各路公共车站的旅客在这里上落。
红太阳广场，已在历史的河流里淹没沉淀。它除了在老一辈人记忆里留有印象外，年轻的人根本无从想像。
在广场上拍照的小女孩，如今是已逾而立之年的少妇，当年，人们那一段愚蠢而又无奈的行动，她也一点不知情。
“真的，太可爱了。”老伴握着小照微微叹道：“真的是岁月悠悠啊！”
4.05 两次回国 两种感受
去年，妻子陪我回到离别20年的春城——昆明。
昆明，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就像一颗“胖大海”，遇水膨胀，胀得把四周绿色的农田都吸进去了。全城所有的旧房夷为平地，统统建为高楼大厦。街道上车水马龙，巴士、的士、自车行、行人互相争道，险象环生。大街小巷，到处是酒店、米线馆、小吃店。妻子当年就读的女中同学，约她聚会，中午，一群人到一间普通的回族食堂（因为有回族同学）就餐，三菜一饭，有荤有素，每位三元。她端着那一大海碗白米饭，份量八两有余，实际她只吃到二两就够。她告诉我，这次回国跟第一次回国相比，真是天差地别，换了人间。
她第一次回国，是在1962年，正是祖国遭受三年灾害困难时期。双十年华的她，带着妹妹回国求学。从仰光坐民航机飞回昆明，入住一间大旅社。当晚两姐妹到饭店去吃饭，服务员向她们要粮票。什么是粮票？从小缅甸出生和长大的俩姐妹一脸茫然。
她们拿出人民币，服务员不理。“没得粮票，就不卖。”她们一再解说是才从国外回来的，没有粮票。管你怎么解释，服务员无动于衷。她急得号啕大哭，回到祖国连饭也不给吃？大概是旁观者有人同情，给市侨务处打了电话，过了一阵，来了一位侨务干部，才帮助两姐妹解决了五脏庙问题。每当回忆这一经历，她就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她在昆明生活了20年。读书、毕业、分派工作，恋爱结婚，生儿育女。粮票成日常生活的重要凭证。买米买面要粮票，给儿子买点心面包要粮票，上铺子要粮票，遇到豆制品如豆芽、豆腐都要掏粮票。而蕃薯、洋芋、刀豆等也要折算粮票。
那时期，粮票可说是老百姓的命根子，有的时候比人民币还重要。文革时期，我们经常遇到山区农民跑到工人区来，用人民币换粮票，一元一斤，甚至二元一斤，而实际大米价格才一角二分一斤。我们出国时，把手中积存的几十斤粮票分送亲友，竟成了贵重礼物呢。
久违二十年的昆明，真个的旧貌换了新颜。不仅是城市风貌，道路建设，而且人们的穿着、谈吐、价值观念等等也大大的与往年不同。在“一切向钱看”的观念下，人们比阔，比排场。
我们走访了许多老同事、老朋友，几乎家家都花钱装修自己的房间，胜过住在美国的我们。
当然，提前退休的工人，每月仅靠几百元人民币还是艰苦的，年轻的一代的暴发户，则是挥霍浪费，令人咋舌。我们在饭馆吃饭，看到有的人菜有满桌，酒醉饭饱之后，扬长而去，留下许多残羹剩饭，实在可惜。在美国，吃不完的菜有自然打包回家，可国内的人认为，打包丢脸。
妻子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唉，现在的中国人真是太浪费了！”
原载2002年3月26日□□□报
4.06 话说煮饭
科技的进步，让煮饭这一劳动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方便。你只消把米淘好，放进电饭锅，加点水，按下电门，就万事大吉了。你可以放心地去看电视球赛，或者上网打电脑，做你想做的一切，不用担心饭会烧糊煮焦。
但电饭锅煮出来的饭，却缺少了另一种大嚼锅巴的乐趣。记得小时候吃过饭，妈妈就把锅底的锅巴铲出来，抹点猪油撒点盐，给我们小孩一人掰一小块。嚼在嘴里，咯崩咯崩，又脆又香。至今想起来，还流口水呢！
要想吃锅巴，首当其冲先要会煮饭。煮饭，说易也难，说难也易，全看能否掌握好火候。关键就在水将煮干时及时撤去大火，用火的余温慢慢烤，锅底的一层饭烤干烤焦，就成了香喷喷的锅巴了。可是在实行粮食定量供应时，就很少有人故意去煮锅巴饭了。文革时期，我们两口子都上班，下班不能回家，还得留在车间参加“雷打不动”的毛著学习，往往回到家已是万家灯火，再来煮饭就太晏了。7岁的女儿放学早，妻子就教她生火煮饭，以后就把煮饭的任务交给她，等大人回家炒炒菜就可以吃饭了。
有一天，女儿放学回家，先淘米，然后把锅放在蜂窝煤炉子上。她就进屋和同学一块做作业。两个小女孩边讨论边做算术题，早把煮饭的事忘记。等嗅到焦糊味时，赶紧出来把饭锅端开，锅底下面一层已是黑乎乎焦味刺鼻了。我们放工回家，女儿眼睛红红的、哭丧着脸，挨了妈妈的一顿责骂。小小年纪实在可怜。但是在那种“粮食就是命”的时代，谁不心里着急哪？
云南人煮饭和我们广东人不同。广东人喜欢用瓦煲煮饭，云南人习惯用蒸笼蒸饭。他们把米放进烧好开水的大铁锅里，水多少不论，待米滚上几分钟，米粒将要爆开时，就用漏勺将米捞出，放在用布铺好的蒸笼屉里，锅里的米汤倒在另外的盆里。另外放清水在锅里蒸米饭。云南人喜欢吃饭喝米汤，广东人则喜欢在吃饭前喝鲜靓汤。而云南人蒸饭就没有锅巴可吃了。
几十年来，我曾经用木炭、柴火、煤块、煤球、蜂窝煤等燃料煮过饭，单身汉时也用过煤油炉（自己用白铁皮、牛奶罐头、饼干盒子敲敲打打制作的）煮过饭，各种燃料煮饭都有窍门和经验。
我现在已逾古稀，但牙齿还好，非常想念那种大嚼锅巴的情趣。现在用煤气炉煮饭也可以煮出锅巴，但是颇费心力。不过在馋虫搔痒时，也偶而为之。
4.07 卖火把果的女孩
搬进新屋后，次早起来散步。猛然发现隔街一户人家，墙头上一片红红灼灼，在朝阳的照射下，像在燃烧。
“火把果！”我惊叫起来，快步走上前去：“阿萌，这是你小时候吃的火把果。”
儿子摘下几粒，放在掌心上瞧瞧，然后捡起一粒用牙轻轻咬了咬，“是了嘛！”
这种植物学名叫什么我不知道，昆明人把它结的果实叫做火把果。大概是因它成熟的果实通红通红，一串串累累结在枝头，像熊熊火把在燃烧吧。这种果实小小的、圆圆的，嚼在嘴里绵绵的，甜中带涩，并不怎么好吃。但在物质匮乏的文革时期，却是孩子们喜欢的零食。
往事浮上心头。
那是一个星期日早上，我拿着饭盒踱步到工人村中间的通道上。这里不知什么时候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小小自由市场。附近农民把自留地种的小菜拿来交易，还有山里人背一些松柴来换零用钱。
在那些摊子里，好几个男孩围着一个彝族小姑娘，她面前摆着一个小背篓，篓子里装着圆润通红像珍珠颗粒大小的火把果。那些男孩围着她，讪笑她，有的说着粗话。趁她不留意，这个使手抓几粒，那个伸手捻几颗。
小姑娘急了，挥打伸向篓里的手，嘴里叫着：“莫整！莫整！要嘛就5分钱一碗。”可那些调皮的男孩不理会她，还嬉皮赖脸地欺辱她。
爱管闲事的周老倌看见了，用手指着提高嗓门吆喝：“你们这些小鬼整那样哦？欺侮人家女娃娃，要不得！要买就掏钱，不买就滚远点！”旁观的大人也跟着责备那些孩子。孩子们看见周老倌凶巴巴的样子，乖乖地散开了。
儿子看见我走来，他要我买火把果。于是给了小姑娘她5分钱，她用小瓷碗满满地盛了一碗倒给我。儿子就一粒一粒往嘴里送。小姑娘大概7岁吧，穿的彝族人自己织的蓝土布，系一条绣花围腰，头上是两头尖尖的公鸡帽。
我在想，摘这么一背篓火把果也不容易的，火把果长在山沟沟里，得一棵棵地去摘，摘满了又走将近一个多小时山路来工人村卖，够辛苦的。
有一次，妻子向一位中年妇女买了一捆烧柴，她帮我们背上三楼，那个卖火把果的小姑娘尾随着她。彝族大嫂蹲下来，松开了头上的背带，气喘嘘嘘地擦着头上的汗。“这是你娃娃吗？多大了？”我问。
“是的，8岁罗！她叫普玉仙，上二年级啦。”她接过妻子给的两元柴钱，带点羞愧地说：“善富（读第二声）你家（云南方言，意思是：拜托啦！）给我半斤粮票嘛，娃娃还没吃饭呢！”那时候，凡是买粮食制品必需有粮票，山里人是没有粮票的。妻子
看小姑娘很可爱又很可怜，便给了她半斤粮票。彝族大嫂高兴地连连道谢。
结了缘后，妻子买柴总向她买。而彝族大嫂下山时，也顺便用小篮子装几个鸡蛋，来跟妻子换粮票。山里人可怜，养鸡生下的蛋自己舍不得吃，拿来跟城里人换粮票。我们的儿子，在那困难环境下，得到一些营养补给，也全赖这些山里人的供应啊。
我们出国时，妻子把一些旧衣服旧鞋子送给了这位彝族大嫂。
去年，我回昆明，回访了以前住过的工人村。和老黄在闲谈中，他说：“还记得普玉仙吗？哪个普玉仙？”我愕然。
“哦！”
“她现在在工人村银行当会计，是刘师傅的媳妇罗。”老黄告诉我。普玉仙在财会学校毕业后，分配来分行工作，和刘师傅的儿子恋爱，结婚。人挺能干。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见到她。
原载××××年12月12日《中国日报》
4.08 那双明亮的眼睛
回到阔别30年的工人村，心像快乐的小鼓。走进那间熟悉而陈旧的俱乐部，烟雾弥漫，辛辣的烟草味令人窒息。里面人头涌动，有打麻将的、打扑克的，还有一圈圈围着观看楚汉纷争的，没人注意我的出现。
我走上二楼，这里比较清静，一些男女工人在闲聊。对我这个假洋鬼子的突然出现，令他们又惊又喜：“叶师傅吗？多阵回来的？”“哇！好多年了，变化不大。”他们七嘴八舌，叽叽呱呱，用无数的惊叹号和询问号向我射来，使我一时难以招架。
当年我离开时，这些工人是从农村召回的下乡知青。花开花落的结果，如今都是当爹当妈的人了。谈话时，我发现在桌子那头，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向我注视。我定睛看，是一个高挑的女士，脸圆圆，似熟识又似不熟识。我谈到在美国后的生活经历，酸甜苦辣百味俱陈，也谈到了洛杉矶近几年有了云南过桥米线馆。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我注意那双明亮的眼眸，她还是一言未发，但神情很专注，仿佛我讲的一切都很新奇。当我的目光和她相遇，她立即脸上露出莞尔笑容。
我们的目光再次相遇时，她终于开口的：“叶师傅，格记得我吗？”她羞涩地笑了一下。
我还在记忆的网络里搜索，那个快嘴快舌的四川妹（唉，应该是四川嫂罗）嚷开了：“她是小金——戴师傅的丫头，理发室那个戴师傅呀！”
“哦，想起来了——”我拍了拍花白的脑门，我为自己的健忘感到愧疚。
“小金，你爸爸呢？”
“我爸爸退休在家，你来家玩吧。”小金爽朗地说。
小金是个聪敏活泼的女孩，在子弟小学读书。我经常到学校辅导孩子们舞蹈。五一节到了，厂里组织文艺联欢会演，我辅导三年级跳“北京的金山”舞蹈，小金学得很快很灵。在演出时，她扭脖子时亮出一双汪汪的眼眸，博取了家长们热烈的掌声。有一个雨季，全厂到山上种树，我和子弟学校学生在一起。小金一路上向我问了许多问题，懂得的我回答了，不懂的我回家翻看“十万个为什么”才回答她。我发现小金是个好学向上的可爱女孩。
当中央颁布“备战备荒”的指示后，林副主席下了通令，所有城市的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一律遣送农村，由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厂里有几户五类分子被勒令离厂。听说，小金的妈妈解放前当过妓女，而且在某年某月某日曾经和支部书记的婆娘吵了一架，自然在大会上被批斗为“恶性不改”的“坏分子”，成为下放对象之一。小金的爸爸是靠劳动为生的理发工人，年老多病，家中只有一个未成年小女。在“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年代，向领导求情有哪一个领导敢于松口呢？戴师傅无奈，只好气愤地和老婆孩子一起走。
他们下放的地区是澜沧江景颇族山区。走的那天，厂里派了一辆大卡车，我看到小金忧郁地坐在行李上，那双明亮的眼睛有点泪汪汪。她要离开朝夕相处的同学了；她要离开自己心爱的学校了；她将要到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地方；她的心里有着一种惶恐和哀伤。这个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正是需要阳光雨露的年纪，却突然与母亲一道，遭到的社会的歧视。我为这个天真无邪的女孩难过，她向我招手的那一瞬间，我紧紧地咬着嘴唇。
过了两年，我出国了，后来变成了一个假洋鬼子。这次回来，看到小金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我十分高兴。趁晚上有点空，我去了戴师傅家。
“叶师傅，你家喝茶。”小金给我沏了一杯龙井。
我注意到那是一个白色的有电线插头的电热水瓶，不是从前那种玻璃瓶胆的竹壳热水瓶了。时代变了，昆明工人的生活也大大变样。
戴师傅确实老多了。耳朵上插着助听器，有点老态龙钟，慢慢地挪步坐在椅子上。脸上又惊又喜：“还是你家好呀，远走高飞，在美国的生活幸福哟。”
他告诉我他们一家三口到澜沧江后，在景颇人村子里人生地不熟。住惯了城市，不会种庄稼。还好，地方干部照顾，他还是搞本行，给村寨里的大人小孩剃头，赚点工分。邓小平上台后，政策得到落实。回厂后，身子骨不行了，只好扫扫礼堂、扫扫厕所。小金初中毕业后，他就提前退休，让孩子进厂顶替上班。
我环视屋里，小金好像看出什么，立即平静地说：“我妈早就走了！”
那个四川大嫂给我讲过，小金一面上班，一面上电视大学，已经毕业，正准备考会计师证书。她有一个男朋友，是同组工人，也是电视大学同学。
“小金，多阵请我吃喜糖？”我开玩笑说。
“龙年，叶师傅。”小金略一犹疑，大方地说：“你回来吧！”
那双明亮的眼眸闪了一闪，又妩媚，又清亮。
4.09 我也当过“铁梅”
20多年前，我还在昆明居住，买煤真辛苦。每买一次煤，全家总动员。星期日一大早，我就和妻子赶往石嘴车站煤场排队登记，然后用箩筐、麻袋装煤。等把煤装好，俩人将煤抬到磅秤处过秤、交钱、装车。两口子一个在前拖，一个在后推，把煤炭运回三公里远的工人村。
到了我们住的大楼，13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也来帮忙，女儿用小箩筐端着，儿子用手抱着，我和妻子用肩挑着，把半吨多重的煤炭搬上三楼。搬运完毕，个个满脸黑灰，全身汗湿，气喘嘘嘘。难得的一个星期日，就在劳累中过去了。
文革时期，生产停滞，交通中断，石嘴车站的煤场空空如也。生活的七大要素，燃料是第一。怎么办呢？有的工人就上山砍柴。所谓“砍”，其实是乱伐。老实一点的人砍些树枝回来，自私的人就将成材的大树伐倒，背回家当燃料。循规蹈矩的胆小人家或者缺少劳动力的人家，就去拣煤礓。
我们工人村附近有一座火力发电厂，每天有上千吨煤礓倾倒出来。煤礓里有一些拳头大的未燃烧完全的煤块。拣煤礓的暗潮兴起后，妻子受了感染，也跟着前去。天黑以后，四周人静，她就包着头发，蒙着口罩，戴上手套，打着电筒，尾着同伴到煤礓场上拣煤礓，直到深更半夜才回来。
看见她“满面烟火色”的样子，我打趣地说：“你当‘小铁梅’啦？”妻子丢下肮脏的手套，悻悻地说：“有什么办法？过几天就没得烧了。”
“铁梅”是当时京剧样板戏里“红灯记”里的主角，一个穷苦铁路工人的女儿。
为了解决燃煤问题，许多人都像铁梅一样拣煤礓。过不久，为减轻妻子的劳累，我也顾不得什么“面子”，也去当“小铁梅”了。两个人一起拣，时间是缩短了，但是所消耗的体力、消费的电池、洗衣服的肥皂等等价值，早已大大超过只值几毛钱的煤礓。明知荒谬，又有什么办法？现实摆着的是：要不要吃饭？
移民来美后，煮饭、烧水、炒菜时，只要把开关一拧，煤气就来了，觉得挺方便的。去年回昆明探亲访友，想不到昆明的居民在改革开放后，也早已摒弃煤灶，改用煤气炉了。我坐车经过石嘴车站时，看见当年的煤场上，高高堆着的是矿产原料，这是巨大的变化，我衷心祝福，昆明人民的日子越来越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