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 大洋彼岸
5.01 胞波情凝洛杉机
岁月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春天，一群从缅甸移民来南加州的华侨，在亚凯迪亚一位校友的豪宅里，举办了一个红红火火的团聚餐敬老会，欢声笑语，浓浓乡情，驱走了料峭春寒，把当天的气温提升到83°F。
大家相聚，每人手中端着一碗香喷喷泛着浓烈乡情的“馍亨加”（鱼肉、洋葱、煎蒜、香茅草熬出来的鱼汤蘸在米线上的食品），听着录音机播放的撩人的缅甸民歌，叙旧谈新，气氛热烈，十分过瘾。
讲着熟悉的第二故乡语言，心头油然涌起温暖、兴奋的感觉，冲散了平日为生活打拼而来的忧虑和疲劳，以及怀念故乡的寂寞和忧伤的情绪。
他们大多数是80～90年代陆续移民来美的。他们曾经在椰风蕉雨、佛塔林立的第二故乡和平地生活着，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缅甸人民称他们为“胞波”（即同胞兄弟的意思）。他们有的是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没有人想到要去别的地方别的国家。顶多，长大后回唐山读书深造，然后再回第二故乡，或者，到了耄耋之年，再回唐山，落叶归根。可是，60年代一场浩劫，击碎他们甜蜜的美梦，从此，就像遭遇了一场飓风，把他们如蒲公英样吹起，飘落各地。
他们怀着悲痛远走美洲、澳洲、香港、台湾、澳门，有的回到祖国大陆。随后，一批早在70年代来美留学的留学生成家立业后，就提出申请，动员父母及兄弟姐妹，移民来美。
他们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哪里有和平，哪里有自由，哪里适应，就迁往哪里。
除了早期来美的已置身医生、律师、工程师和政府机构中的高薪职员外，大部分都是打工族，有的在车衣厂、餐馆、加油站和各类工厂上班，拿的是政府规定的基本工资，打拼在资本主义社会最底层。他们从小生长在笃信佛教的国家，慈悲为怀的人生观使他们相互同情，相互支持。“他乡遇故知”，大家有机会相聚，倾吐衷肠，感到格外高兴和热情。他们成立有缅甸华侨联谊会，还有各自以母校为命名的校友会。“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每逢集会，便有义工出来，煮大家爱吃的具有强烈乡情风味的鱼汤米线，让大家舒解海外孤儿的郁闷心情，让天涯游客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最需要的温馨关怀。
坐落在洛杉机东部地区，有两座缅甸和尚庙。每月或每星期都有功德善事活动，按照缅俗习惯，免费供应令人馋涎欲滴的“馍亨加”。人们闻讯，纷纷赶来，有的情侣双双；有的合家光临；有本地出生的ABC；还有需人搀扶的白发老人。吃鱼汤
米线，听缅甸民歌，叙旧谈新，气氛热烈，十分过瘾。
胞波那一颗颗炽热的心，在离乡缅甸万里之外的美洲大地，不因岁月的流逝而抑郁，他们的青春活力，反而在另一个故乡更加活跃起来。
5.02 母亲的爱心
母亲60多岁时，在美国的女儿老五写信要她移民，说美国比仰光好，物质丰富。母亲不答应，她说“我哪儿也不去，就是死也要死在缅甸”母亲舍不得住过几十年的老窝，也不愿撇下爸爸的孤坟在异乡，无人作伴。
母亲生有9个儿女。9个儿女都是她一口饭一口汤地拉扯大的。她从来没有请过保姆，连坐月子时都是自己起来洗衣做饭。爸爸是裁缝，每天起早贪黑，脚踩机轮送日月，为人辛苦为人忙。母亲负责买菜、煮饭、洗衣服、带孩子，还要抽空帮爸爸拆线、钉钮扣、锁扣眼。生下二女儿时，母亲将她放在店门口的摇篮车里，自己坐在一旁做针线。路过的缅甸人看见婴儿很可爱，推推小车，逗孩子乐。
孩子们接二连三地出世，母亲都是这样将孩子带大的。像小鸟一样的孩子们长大了，一个一个放飞出去，希望他们有个美好的前程。大儿子中学毕业后，爸妈送他回祖国深造。
有人说：“老叶叔，你怎么舍得让大儿离家，不留在身边？”爸爸说：“留在身边有什么出息？让他去闯世界吧！”母亲虽然心疼，但还是忍泪欢送。二女儿长到14岁，母亲照样将她送回祖国读书。大女儿师资班毕业，母亲也放心让她到远离仰光的山芭教书。家里还剩下6个儿女，两个上中学，两个上小学，两个在家玩耍。这时候，母亲的担子不但没有减轻，随着物价的上涨，日子越过越难，生活担子反而越来越重了。由于长年累月的透支劳动，爸爸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经常咳嗽、气喘。母亲劝爸爸去看医生，爸爸只是到药店买点成药来吃，看医生的事一拖再拖。
终于有一天，爸爸突然一阵猛咳，吐出血来，母亲心急，赶紧送爸爸到政府办的公共医院。医生检查结果，才知道爸爸害的肺癌症。如果是现在，这种传染病算不上什么绝症，可是在50年代经济落后的缅甸，医药匮乏，盘尼西尼针剂价格奇昂。
爸爸在医院老记挂着店里的生意和家中嗷嗷待哺的儿女。母亲在家中却担忧着爸爸那日益恶化的病情。母亲每日两头跑，在家照料孩子们的起居，上医院又要照顾行动不便的爸爸。母亲心头那份忧愁和痛苦，远在万里外的儿女是无法知道的，近在母亲眼前的幼儿幼女，又能知道多少呢？除了看见母亲那张强装出来的笑脸。
爸爸住院不久，终因医治无效饮恨去世。爸爸知天命才过4年啊！可怜的母亲嚎啕痛哭，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几个大的孩子又远在天涯海角，一个寡母带着六
个尚未成年的子女，最小的才刚满四岁，这副生活担子是多么沉重啊！侨胞们十分同情母亲的遭遇，纷纷捐助，母亲得到缅华妇女协会及其他侨团的帮忙，使爸爸的遗体得到了殓葬。
母亲在舅舅的扶助下，姊弟同心、相互鼓励，共渡难关。几年后，孩子们逐渐长大，三女儿继承爸爸的衣钵。母亲又将四女儿和上中学的小儿子送回祖国升学，希望他们将来有个更美好的前程。而五女儿出嫁不久，就随夫君到美国去了。
母亲十分热爱自己的儿女，可是她并不自私，不愿他们留在自己身边误了前程。
母亲的儿女像鸟儿一个个飞走了，母亲越发孤独了。
70年代的缅甸，经济日益恶化，生活越来越困难。五女儿从美国写信来，恳切要求母亲到美。开始，母亲不同意，尽管五女儿一而再，再而三地来信。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母亲不愿离开住了几十年的老窝，还有相依为命几十年的爸爸的坟墓。再者，母亲是个不惯出远门的家庭妇女，平时都是以步代车，忍受不了舟车的晕浪。
美国，那是多么遥远的多么陌生的地方，母亲不懂英语，十分不便。所以母亲宁愿住在这间黯旧狭窄的的老屋。毕竟，母亲思念儿女心切，她多么想见一见那些放飞出去的小鸟啊！大儿离家20多年了，在昆明成亲养儿育女，多想见见那两个孙子。二女儿在天津念完大学，结婚后生了个男孩，什么时候见见他们呢？四女儿和小儿子回国后碰上文革，书没念成，被送到农场劳动，悔不该送他们回国受苦的，好在他们申请到了澳门，他们生活过得好吗？母亲想儿心切，常常夜不成眠，盼儿盼女，盼得头发渐渐白了。母亲多希望飞出去的鸟儿回到窝，把这个四分五裂的家恢复往日的温馨呀！在五女儿不断的恳求和劝说下，母亲想到全家能够团圆，唯一的办法是先去美国。反反复复思考的结果，母亲的爱心变成了决心，孤身飞美。
母亲到美后，穿针引线，用一根看不见摸不着的亲情丝线，将散居各地的儿女们串连起来，联络到洛杉机。儿女们陆续移民来美后，母亲高兴极了，和几十年未见面的儿女和一大群孙儿们在一起，吃着象征团圆的元宵，母亲梦里都会笑醒。逢年过节，祖孙三代，欢聚一堂，50多人把厅堂、厨房、卧室挤得满满，儿孙们向母亲贺寿，母亲向孙辈们派红包，大家又唱又跳，又说又笑，好一派融融乐乐的景象。母亲在84岁那年含笑而逝。我常常想：“为什么一个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一个年届60开外的孤身老妇，能够迢迢万里飞到美国？为什么一个连坐黄包车都头晕的老妇人，甘愿忍受路途的艰苦舟车的晕眩，到一个陌生的遥远国家？啊！正是那颗爱心”。
母亲的勇气和力量，正是来自思念儿女那条扯不断的亲情，来自那股爱犊情深的浓浓亲情。感恩节时，我们兄妹带着孩子们，驱车到绿茵绒绒的玫瑰山，在母亲墓前，插上鲜花，供上果肴，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感谢母亲那颗包涵着无限自我牺牲的爱心。
原载2001年1月5日
5.03 向戈扬老人致敬
《世界周刊》1181期（2006－05－11）上有一幅高瑜探望前北京《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老前辈的照片，我看了十分高兴和感动。戈扬，这个男性化的名字，一直是我从小心仪和尊敬的形象。1948年，我还是初中生，在缅甸仰光读书。我们海外学生，时刻关心内战烽火中的祖国，随着蒋家政权的没落，我们一个一个憧憬和向往欣欣向荣的新中国。那时候仰光的社会有一个业余音乐团体——《伊江合唱团》，唱《黄河大合唱》，唱国内禁唱的民主进步歌曲，唱戈扬的《我们的队伍来了》。这首歌铿锵有力，斗志昂扬，在缅甸许多进步华侨学校中流传很久。我还记得歌词如下：
“我们的队伍来了，
浩浩荡荡，
饮马长江。
我们的队伍来了，
横扫千里，
势不可挡，
不怕你长江宽又深，
不怕你堡垒密如林。
我们的队伍，
要渡过长江，
要解放全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我和同学们怀着建设祖国的希望回国了。以后，每年都有缅华学子回国。我们都知道，祖国很穷，但我们愿意吃苦，贡献我们的青春。可是，在历次运动中，有很多同学被打成“右派”、“特嫌”，没有被戴帽子的，也被一条海外关系的无形带子束缚着，忍气吞声。我们知道，戈扬也被戴上了帽子。后来，我们也很少听说这个名字了。
我这一生从没见过戈扬，不过，这个名字却在我心头永不忘。看到照片，老人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老人院疗养，心中无限欣慰。
敬祝戈扬老前辈身体健康。
5.04 移民路上美国梦
老李抱着小孙子，在灯光辉煌的春宴上看舞狮表演，他心中那个乐呀，比那冬冬的锣鼓还欢畅。
他来美国已有33年了。当时，赤手空拳，孤身远行，无亲无戚，凭着他有一手木匠手艺，一年后就能赚下钱来购买飞机票，把老婆孩子接来，比起其他移民来，他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运者。
他出生在缅甸，童年正是日本沦陷的困难时期。1945年，二战结束，全家搬到仰光。直到1948年，他已经十岁，才有机会上学。在中文学校读了三年，因为经济困难，全家搬离唐人区，到偏远的印度人区租住廉价的房子，以便减少开支。他转到英文学校读了三年，不幸事件发生，父亲工伤，无法干活，他只好辍学，推着板车沿街去卖冰淇淋，帮助家庭。
17岁了，他去当木匠学徒，希望学一门本事。因为受过苦，他的学习愿望很强烈，一般需要二至三年时间，他只用了6个月就提前落师，他就用木工手艺来资助家庭。他白天工作，晚上进夜校继续补习英文，他还利用半年时间学会阅读木器施工蓝图。
1964年，他开始自己独立经营，为一些外交机构和私人企业揽下木工生意。三年后，父亲去世，他也得到了移民美国的机会，但是他找不到生活担保人，不久，文件过期。自从缅甸将各行业商店收归国有后，非缅籍人士受到种种限制，他为了生活，加入缅籍。不久，出乎他的意料，他又得到移民的机会。这时，他已经有经济能力支付所有签证的费用，也得到了生活保证书。为了儿女们的前途，他又开始了移民美国的梦想。
起先，他在椅子制造厂找到一份工作，因为他有木工手艺，老板让他当工头，工资一小时3块美金。一人工作，维持全家，困难很多，但他咬牙坚持，努力打拼，寻找机会跳槽。后来，他找到一份橱柜制作的细活，这份工作要会读英文，会看草图，这难不倒他。起薪是每小时7元。经过试工，老板很欣赏他的纯熟技艺和勤劳态度，把工资升到每小时9元。三个月后，他就被提升为工段长，工资调整为12元/小时。
他高兴死了，时来运转，他的收入增加了，他在该公司干了7年。后来，他觅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工友，退职合伙自立门户，开了一间家具店。
如今，老李的几个孩子都受过高等教育，成家立业。最高兴的是，他把几个姐姐的家庭统统申请来到美国，老老少少，大大小小，总共有70人。那些儿孙辈年轻人，在这个先进和自由的国度里，都过着前途光明的美满生活。大老李自己，也算
圆了当初的美国梦。有人说，大老李有技术，条件好。但是，如果没勤劳刻苦的精神，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圆梦是不易的。
由于他待人诚恳，热心助人，能够帮助从亚洲（澳门、台湾、缅甸）来的新移民安置工作，他加入罗省缅华联谊会后，很快被选为执行主席，并且连续担任了几届会长。会员们都亲切地喊他：“大老李”。他人很随和，笑笑哈哈，那一头雪白的头发，显示他是一个成熟、稳重的老人。大老李抱着小孙子巡回在宴席间，大家都向他举杯祝贺，小孙子两粒骨碌骨碌的小眼睛看着周围，好一副祖孙同乐的天伦图！
原载2007年2月1日《星岛日报》
5.05 我与工会
要是有人问我：你喜欢工会吗？我回答是肯定的。
在国内，我是中国工会会员。我是个有20多年工龄和会龄的老师傅，我也当过工会委员。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是工人之家，我当然喜欢。
初到美国，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感到找工作有如在蜀道上行走——难啊。听人说，能够进到有工会组织的工厂最好，那里工作稳定，福利好，老板不敢随便开除员工。看到在街道上收集垃圾的清洁工人，心里多么羡慕，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加入他们的行列。
我整天在街头上像个无头苍蝇乱窜，到处打工填表。说实在的，开头的几个月，我心烦死了。
将近半年里，我就被炒了四次鱿鱼，第一个是皮鞋厂，第二个是快速面厂，第三个是超级市场，第四个是自助餐馆。这几处老板都是中国人，刻薄小气，哼！中国人还吃中国人，还是找个西人厂划算。不过，最后一个老板是我炒了他的鱿鱼。因为，因为我每周干六天，每天干12小时，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周薪才两百元，算下来每小时还达不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3元7角5分呢！
多亏华埠服务中心介绍我到一个金属工厂，起薪是5元。这间工厂制造超级市场用的购物车。我兢兢业业地工作了一个星期，工头找我谈话，是个英语流利的墨西哥裔人，给我讲了工会的好处，说这工会是全美最大的工会，有千多万会员，要我加入工会。我一听，当然高兴，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加入工会首先要缴入会费二百元，以后每月要交工资收入的百分之二，大约18元。
我一听，心中犯了难，我还没有拿到工资，就要交这么多钱？在国内，工人从来不交入会费，每月会费也才5分钱。
回家后，我把这一喜中带忧的消息告诉妻子，她说交就交呗，有工会是大好了。她替我高兴，凑了二百元给我，鼓励我好好干，别放过了机会。
我和从大陆出来的上海人老陆一起，缴了入会费，高高兴兴、辛辛苦苦干了三个月。年终到了，老板的订单任务完成了，宣布撤销一条生产线，按照“先来后到”原则，解雇了一批后进厂员工，我和老陆都在名单之内。不是说有工会组织的厂子老板不能随便解雇员工吗？而且，而且我们交了这么多工会入会费。
我和老陆都头脑发胀。我们找工会代表，他只耸耸肩，摆摆手，他跟我们一样，都是穿制服的工人，只不过他进帮时间长罢了。
命运是操在别人手里的，你有什么能耐？我和老陆拿着Lay off的解雇单到洛杉矶九街、七找八找，找到工会总部。接待小姐倒很客气，拿出一些表格要我们填写，什么会员登记表，什么失业登记表，并告诉我们以后每月要交会费5元，如果三个月逾期不交，会籍自动消失。我们问她，工会能不能帮助会员找工作？她说你们自己想办法，工会有工作就通知你。
开始我们还寄希望于工会。可是一年多后，原厂（不是工会）来了一个书面通知，要我某年某月前到原厂人事处报到。而我这时早已经在另一家公司上班了。我拿着通知书有点哭笑不得，如果我一直等到现在的话，我早就饿着肚子先到阎王爷处报到了。
我的这个公司也是有工会的。这间公司是个石油设计单位，是工程技术人员荟集之地。一位亲戚介绍我来这里清扫办公室，不管什么工作，我不在乎，只要我能赚到每月的房租水电费，还有我和家人的穿衣吃饭钱，再脏再累，我不嫌弃。
试用一个月后，我必须加入工会。入会费是150元（嗨，比前一工会少），每月会费20元（荷，比前一工会多耶）。
我掏出原工会的会员卡给他们看，是否可以免交入会费，他们说不行。同佛不同庙，进香各自理。无奈，我只得又交了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
还算幸运，不知不觉一干就是五年。但是好景不常，世界石油工业遇到了衰退萧条期，这间石油工业中佼佼者不得不裁并、减员、出让。大批工程师都成了被炒的鱿鱼，何况我们这些面临没有服务对象的勤杂人员？同样，我在三个月后没有了会籍；也同样，一年多后公司复业又通知我回去报到；也是同样，为了填饱肚子我又找到了别家公司。
新公司的老板最讨厌工会，他公开向工人讲，只要你们不组织工会，别厂有什么福利工资待遇，我都照给，如果你们想组织工会，另当别论。这间公司没有工会组织，但有职工代表会议，工人可以提出要求。
想不到幸运之神照顾了我，我为公司卖命十个年头，公司老板馈赠了我一块退休留念的手表。
这些年来，我读到过一些资料，美国工会的头头年薪都在几百万元以上，养尊处优，都是一些靠工人们的血汗钱养肥了的工人贵族。我在美国加入过两个工会，感慨颇深。现在如果有人问我对工会有什么感想？我就哈哈一笑：“那就看你的运气如何啰！”
5.06 他留下一个未完成的梦
老杨是杨老师的儿子杨玉山，我的同班同学。
老杨做梦也想开一间餐馆，一间属于自己的、不同于他人的餐馆。
“你还是顽固不化，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呀？”
“嘿嘿，资本主义尾巴割不掉，死不悔改。”
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了。打从初中起，我们就在一个班上上课。我们意气风发，指点江山，当五星红旗飘扬全国，春节后我们投奔祖国。他读北大，去北大荒，转战西北高原，当过记者；我当过解放军，复员到西南边疆。文革后，我们相继来到美国。
他做过一点小生意，不赔也不赚，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民以食为天”，人总是要吃饭的，那就开间餐馆吧。可他从小是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头家仔”，父亲在缅甸是个有头有脸的侨领，家有佣人、司机，他为了实现美国梦，自甘吃苦，到一间餐厅当洗碗工，每天在成堆成堆的盘碗中间，忍受着热腾腾的高温蒸气。他卖力地工作，细心地观察，偷偷地记下厨房的操作和配料。不久，大厨欣赏他的吃苦精神，调任他为助理，让他有机会学到更多手艺。
他终于拥有一间快餐店了。麻子打呵欠，全家总动员。他亲自掌厨，太太帮手，两个儿子协助堂务。天天起早贪黑，忙得不亦乐乎。
由于地址不理想，顾客不多，收益不大。干了三个月，正在求学的儿子有怨言，算计下来，还不如帮人打工划算，只好歇业。
为了五斗米，他只好先打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他在一间大公司当清洁工，还好，这工作没那么辛苦，让他原有的痛风疾患，暂时可以休养生息。他的美国梦没有消失。有空，他的注意力放在餐馆廉价转让的广告上。
“怎么？你还是贼心不死啊？”一见面，说到他的理想，我又跟他开玩笑，他还是朗朗地笑。他跟我讲，他去看过很多地点，有的地区好，但价格高；有的很便宜，但地区不理想。
“我就不相信，社会主义阳关道我走不成，资本主义独木桥我一定可以过。”他显得很有自信。
有回，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看好一处店址，准备东山再起了，可是儿子不愿意，一个正在上大学，一个搞收入蛮好的电脑修理。他有点叹气。
年复一年，为了治痛风病而服用止痛药的结果，肾脏受到了严重损害，老杨的身体越来越差。有两次出现肾衰竭危机紧急住院。出院后，医生给他安装了肾透析仪。他不能再干体力劳动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太太打电话告诉我，老杨病危。我赶到医院看他，他已经是皮包骨头，两只无神的眼瞳呆滞地望着我：“力不从心，天不由己。”他缓缓地一字一字地从苍无血色的唇中吐出：“提前去见马克思了。”眼眶里满含润湿。
老杨和病魔苦斗了几个春秋，终于走了，留下了一个他尚未完成的梦。
5.07 用脚趾把弹珠夹起来
老伴生就一双平脚，偏偏她的工作是站在商店门口“笑迎千家客”，每天八小时只能站，不能坐，因此，这脚给她带来了无数的烦恼和痛苦。
她的脚肿得像包着个鹅鹅蛋，疼得她眼泪往心里淌。上班时，她咬牙挺住，生怕同事或领导看出。下班后，趔趔趄趄地走进屋里，往沙发上一躺，再也不想动弹了。
她看过许多医生，西医给她开止痛药；中医给她开“活络丸”、“止痛散”和补肾之类的药，都无补于事。她也看过骨科、外科、脚科，也作过针灸治疗，但都不能根治。
医生建议最好换掉工作，少站多坐。但是，老伴已是将近花甲的人了，加之英语又不怎么灵光，另找工作谈何容易？为了“五斗米”只好咬牙。为了减少痛苦，她贴过各种各样的狗皮膏、辣椒膏、风湿膏、撒隆巴斯、愈立消，还涂擦过白花油、红花油、跌打酒等等。所有这些措施只能暂时止痛，休息过后一上班，脚就又肿又疼起来。
“这么痛，我真想死掉算了。”老伴流着眼泪，拖着她那双不争气的肿脚啜泣。
前年，她转到一间康复中心诊治，一位脚科医生帮她量身定做了一副塑料鞋垫，并要她踩弹珠20分钟，然后用脚趾把弹珠“一粒一粒夹起来，放进另一容器里。”医生还嘱咐她每天要作起蹲运动和踩弹珠。
起初，我们都抱着怀疑态度，踩几颗珠子就能管事吗？但是又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于是，我到99分的廉价商店，帮老伴买了两袋孩童玩的玻璃珠，让她每天在看电视时踩珠运动。真是奇妙，经过几个疗程后，老伴的脚不疼不肿了。
两年多来，老伴每晚一直坚持踩弹珠，上班也不再擦什么止痛油，贴什么狗皮膏了。遇到有患脚癣的人，她就叨叨地述说她的经历和介绍奇妙的踩弹珠治疗法。
至于这种踩珠疗法的道理何在，我俩只知道是属于脚底按摩一种，详细道理由专家和医生作解释了。
原载××××年《美洲副刊》
5.08 Once on A Life Time
儿子大学毕业戴方帽子那年，全家人都很高兴。孩子们提议到照相馆去，摄一张彩色放大的全家福艺术像。
“不消了，家里也有照相机，何必到照相馆。”我不大同意。想想我们这些打工族，一个月辛辛苦苦下来，才赚到几百元，去照相馆，要好几百块钱哪！
“去吧，老公。”老伴甜昵的语气里带点请求：“体体面面地照一张！我们结婚时还没有照过相呢。”
“老都老了，还有什么照场？”
“老什么？”老伴有些着急：“Once on a life time。人生只有这么一回呀，我们结婚都没有照过一次。”
看她眼泪就要夺眶了，我的心有点不忍。老伴一再强调的后面一句话，确实打开了我记忆的缺口。
是呀，结婚30年了，我们确确实实还没有体体面面照过一次相。我们结婚那年，社会上正掀起移风易俗运动，领导上知道我要结婚，就动员我们要打破旧例，不搞铺张浪费，易俗移风办婚事。
我们俩个都是侨生，父母都在国外，于是我的化验室主任就当了主婚人，车间工会主席就当司仪，婚礼就在厂会议里举行了。不发请帖，不办宴席，只薄酬了一些瓜子和茶水。新郎穿的是上班的工作服，新娘穿的是干净的旧衣裙，婚礼在高唱革命歌曲中举行了。谁知过了两天，省里《云南日报》以“移风易俗办婚事”为题，报导了我们的婚事，昆明市工人文化宫的黑板报，也转登了这篇文章，厂里文艺宣传队还将我们的事迹编成演唱材料，在娱乐晚会上演出。我们成了新闻人物，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婚纱照这等浪漫气氛了。
拗不过孩子们的坚持和老伴的苦口婆心，我终于投降了。打开衣橱，抖出移民时，途经香港买来的西装，让儿子像给猴子套颈箍似的帮我系上领带，再套上一双久未触碰的黑面皮鞋。“人靠衣冠马靠鞍”，全家人都喝彩：“哈，爸爸像个明星哪！”
老伴穿上蓝色带小白花的连衣裙，戴上一串灿灿灼灼的珍珠链，虽然是过了知天命的晚年，却还是那么光采照人，我对孩子们说：“看你妈妈，还真像个董事长太太哩！”
儿子坐在前面，我站在后面，老伴和女儿分立两旁，在日本摄影师的摆弄下，拉这个的衣领，比比那个的站姿，卡嚓卡嚓，然后又指挥我们调换位置。他左瞧瞧，右看看，不时地走过来，叫这个把头向左倾斜一点，要那个把眼神注视某一方向。在强烈耀眼的聚光灯下，他又一连卡嚓卡嚓十几下。待摄影师鸣鼓完毕，我衬衫里的汗液已经沁得黏黏的。
照完全家福，我和老伴又在摄影师的导演下，我立她坐，我坐她立，频频地卡嚓了许多款式。我们也补演了新婚的浪漫情调，留下了青春的镜头。
几个星期后，一副36寸彩色艺术像，镶上黑漆雕花的木框挂在厅房，亲戚朋友来访，看见这副个个笑眯眯乐陶陶的全家福照片，都赞美地说：“相片真棒，是哪家摄的？”
5.09 韩国人老郑
天边微微出现曙光，绿翼鸟在大树上欢唱，操场上有一群银发男女，随着录音机播放的口令做晨操。
“巴黎来了。”是谁说了一句，大家不约而同地朝向停车场那头，有一个男人边甩手边向这边走来。
“巴黎！巴黎！”操场上欢乐起来，他就是韩国人老郑。他咧开嘴笑着跟大家打招呼。
按韩国话，“巴黎”是“快”的意思。我们在做晨操时，要是有人迟到，大家就催他“快，快！”老郑加入我们的团队后，学会这句话。我们也请教他韩国话该怎么说，以后见他来了，大伙就喊“巴黎，巴黎。”谁知日子久了，“巴黎”倒成了他的外号。
加入我们锻炼身体团队的，有白人、菲律宾人、日本人、韩国人，而华人中有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等不同省籍，还有缅甸华侨、印尼华侨。老中和老中如果讲方言，别人就很别扭。老中和老外交谈，更是“鸡同鸭讲”。
开始，互相之间用各自的母语交谈时，都是用面部表情、手势和简单的英语单词来表达沟通。日子久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心灵也相通了起来，“鸡”也可以同“鸭”讲了。
如果用中国人的十二生肖属相来说，韩国人老郑也真的是一只鸡。我们在谈到年龄及属相时，才知道韩国人也信。他说他是Chicken鸡年出生。
哇！我们团队里一共有三只鸡哩。在下算鸡老大，韩国老郑算鸡小弟。
他原先在艾尔蒙地（Elmonte）商业区经营一间百货店，前两年将店顶让，退休回家，享受黄金生活。他的后院很宽很大，种有白菜、洋葱、南瓜、蕃茄、辣椒、紫苏叶、黄瓜，还有枣树、梨树。晨操后，朋友去参观，都赞叹他：“哇！你好会种菜呀！”
他也不自私，常把自己的收成送给客人分享。
生日那天，他还邀请我们几个老中去做客。他准备了很多韩国烤肉和韩国味小菜，而我们最感兴趣的是韩国泡菜。他的泡菜多种多样，有红萝卜、白萝卜、白菜、牛皮菜、韭菜、包心菜等等，还有他们用橡树子做的一种软糕，有点像jello又像凉粉，用蒜味辣椒调味，真爽口。老中频频向他请教怎么做泡菜，老郑的妻子“阿兹妈尼”尽量用懂得的英语表达。老中鼓着眼睛竖起耳朵听，似懂非懂地点头。最后她说：“下回我做泡菜时，请你们来吧。”
不同国籍，不同语言的人在一起晨练，增进了友谊，也给我们的夕阳生活增添了无限乐趣。
原载《中国日报》美洲副刊
5.10 袜子的联想
晚上八点钟的连续剧一播完，老伴就啪的一声关掉屏幕，女儿从厨房端来一盆蛋糕，蛋糕上点着两根红红的小蜡烛。“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母女俩又拍手又唱歌的行动，确实让我Suprise一下。
“爸爸，许个愿。”女儿没待我开口，马上接着说：“Wish（祝愿）是在心里做的，不可以说出来。”
于是我合起手掌，闭上眼睛，心中默默地祷告：希望不再有失业吧。吹了蜡烛，切过蛋糕！待纸碟里的蛋糕刮进肚子里，女儿亮出一件崭新的米黄色夹克。
“爸爸，别老是穿你那件衣服了。”
老伴也递过来一捆（pack）袜子：“老公，试试这些袜子合不合适。”
我有点受宠若惊地说：“嘿，何必呢，我都老了，还过什么生日。”
我捧着爱女及爱妻送的生日礼物，连连感激地说：“Thank You！谢谢！谢谢！”
第二天，我正在找那双往常穿的袜子，老伴走过来：“穿新袜子吧，旧的—我丢了。”
无奈，我只好穿上袜口上带道蓝边的雪白袜子。是袜子的质料特好呢，还是老伴的一片爱心，总之，穿在脚上，软软绵绵，颇富弹性，觉得是这一生中还没有穿过这么舒服的袜子。想想50年代时，过的生活是低工资制，买双袜子所费不多。为了延长袜子的寿命，买了一双新袜子，就请人上个“袜底”，所谓“袜底”，就是用两三层布密密匝匝缝在一起，做成鞋垫一样的垫片，然后把新袜子底部剪开，跟垫片缝合在一起。这样，既耐穿又能省下鞋垫，一双可以顶几双用。袜子新是新了，穿在脚上却不那么柔和，有点像古代的剑客穿的功夫鞋一样。
到了60年代，实行了票证制。每人每年只有一丈二尺布票，袜子不能缝底了，什么时候穿破了，就用碎布补。一双袜子在穿用过程中，往往先补后跟，然后补脚趾，再后补脚底，非要穿到补纳加补纳才恋恋不舍地抛弃。因为买双袜子还要几寸布票呢。别说袜子，就是穿衣服也是一样，“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们工厂一年发一件劳保工作服，但工人们总把头年穿的工作服补了又补，省下第二年第三年的新工作服留给儿女们穿。那年代穿旧、穿破，没有人会笑你寒酸，反而觉得穿着旧是一种美，穿着破是一种骄傲。你看，年纪大的人穿上旧工作服，人们就认定他是工龄长经验多的老师。年纪轻的人穿上新工作服，人们就断定他是才参加工作的新人或学徒工，“嘴上无毛，做事不牢。”所以那时候穿旧穿破，是显示你的成熟；你的老练；你的经验丰富。就像在美国的青年男女，以穿洗得漂白的牛仔裤为光荣，越旧越美，越破越新潮，露出臀部的破洞越大越认为性感。
来到美国，不兴穿破袜子了。想想看，进屋先脱鞋，你脚上穿着一双后跟裸露脚趾头向外窥探的袜子，踏在毛绒绒的洁净地毯上，好不羞人。所以索性光着天然大脚也比套着双破船似的袜子自在得多。
“老婆！”我穿上新袜子套上球鞋：“多谢啦！”我大步走出门去，感觉脚步也比往常轻快多了。
5.11 老余婆逛赌场
老余婆去赌博掉了，消息一传开，就像落水淋湿了蚂蚁窝，全家人急得团团转。
大姑小姑频频打电话来责备媳妇，为什么让阿妈一个去？“你甘大胆，让阿妈去，她又不会国语，又不会英文，丢失了怎么办？”“你知道吗？80多岁的人啦，万一……哼！”
做媳妇的一再辩解说，阿妈坚持要去，那些在一起做晨操的人人个个都很好，要我放心，我有什么法子呢？做媳妇的在这个时候，已经是有苦难言，百辩难解了。
那边厢家里人心焦如焚，这边厢老余婆乐开了怀，一路上和队友们说说笑笑，坐在旁边的孙大姐、宋大姐用半生不熟的广东话和她交谈，无拘无束。
豪华的大巴士在冬天的沙漠上奔驰，老余婆斜靠在座椅上微微摇晃。晃着，晃着，温暖的冬阳抚摸着她的脸庞，她渐渐地沉入了睡乡。
的的嘟嘟，的的嘟嘟……忽然间，老余婆被袋子里的手机吵醒。
她把手机放在耳旁：“谁啊？”
“阿妈？你现在在哪里？”
“我点知（粤语：怎知）在哪里？我在车上。”
“你很好吗？”
“很好，放心吧。”
这是媳妇打来的电话。隔不多久，儿子也打来电话，询问阿妈的情况。四个多小时的旅程，老余婆就接了三个电话，都是同样挂心的问候。
手机是昨晚媳妇给她的。媳妇眼看劝阻不住阿妈出行，只好把自己的手机塞给阿妈，千嘱咐，万嘱咐，要阿妈随时打个电话报平安。
手机每个小时都嘟嘟响起，老余婆烦了：“嘿，有什么不放心的？愁什么呢？”
“你媳妇愁你被人拐走卖掉呀！”老余婆大笑起来，那一头银发就像早春的木兰花，注满阳光与快乐。
老余婆好久好久没有来赌博掉了。今次一来，发现拉斯维加斯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大变样。
夜晚，那一片灯海，炫目耀眼。唱着音乐的水柱忽而婀娜摇摆，忽而直冲霄云，神奇之极。烟雾朦胧的火山一阵轰隆，山崩地裂，火焰喷溅，真是雄伟壮观。
老余婆来到人潮涌动的缅射街，满天空的色彩缤纷幻化。一会儿是海洋里的游鱼在头顶上游；一会儿是庞大的飞机轰然飞过。老余婆仿佛置身在一个奇花异卉、变幻莫测的世界里。
老余婆来到一处有洒满月光的小河旁。悠悠流水，迷人小船，意大利船夫唱着舒缓的民歌。
手机嘟嘟地响起来了。
“阿妈，你在哪里？”
“我在那里？我怎知我在哪里？哦哦，他们说我在维－维－纳斯，好靓呀！”
老余婆不会玩老虎机，老虎机各种样，千姿百态。队友告诉她，把角子往缺口一放，用手这么一按就行了。
老余婆每转几下，不时地掉下几杯角子，哈哈，真好玩。
有一次，忽然出现两个BAR和一个DOUBLE，哗哗哗哗地落下一百多个角子，大家都跑过来祝贺，老余婆笑得像小孩子一样。
可是，玩着，玩着，装零钱的塑料杯子渐渐空了，老余婆无奈地说：“嗨，这些机器就好似哄小孩一样，时不时就落下几个哄哄你，慢慢就把你的钱吃进去了，我满满一杯都光了。”
“无所谓啦，来玩嘛，玩个几十纹钱唔要紧，开心啦！”
老余婆玩得真高兴，这个平时在家里像老佛爷一样被女儿媳妇侍奉着，吃饭怕她噎着，睡觉怕她凉着，走路怕她摔着，出门怕她丢失。如今像出了笼的小鸟，她和一些银发朋友在一起，恢复了童真。
5.12 对比教育
小莉是个在美国生长的ABC，一眨眼就已经13岁了。不是单亲的单亲妈妈廖太太心中好庆幸，看自己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在多少个辛劳的白天和夜晚的护育下，终于长成一个婷婷玉立的少女了。
由于丈夫长年在台湾做生意，每年就飞回来那么一两次，每次就那么十几天陪妻女在家，所以管教女儿的责任全落在廖太太的身上。
廖太太整天好忙。一大早起来，侍弄好早点，匆匆忙忙送女儿上学，然后回家叠被、洗碗、收拾女儿抛下的零乱，看看时钟快到，赶紧出门驱车上班。晚上回家，煮好晚饭，已是华灯初上。夜晚，女儿跟她的同学在电话里做家庭作业，廖太太就忙她的家务。
终于把个千金小姐拉扯大了，廖太太高兴之余，也隐隐地在心中升起了一丝担忧。
自从小莉上中学后，廖太太给她买的衣服鞋子，她都嫌丑；不给她买名牌，她就嚷着不高兴；好好给她讲道理，她就嫌唠叨，有时还顶一句“NO!”。
女儿到底怎么了？是我平时对她娇纵惯了，还是教育不够？或者是教育不得法？廖太太心中时时在捉摸。暑假期间，丈夫由台回来团聚，借着丈夫在家机会，两口子在枕边商量了应该重视对女儿的教育。
第二天早晨，全家人高高兴兴地开车到Down Town去玩。他们游览了繁华嘈杂的百老汇大街，然后转进入行人渐少的横街。
他们来到一处，仓库大门紧闭，路边堆着一些肮脏的纸巾、香烟盒、啤酒瓶。墙边，几个蓬发垢面的流浪汉用醉醺醺的眼神望向他们。有个衣服襟袖褴褛的老妇人一跛一跛地推着购物小车，车上塞着乱七八糟的东西。这种凄惨破败的景象是小莉从未见过的。
“妈妈，他们怎么这样脏？”“他们有没有洗脸？”“他们洗不洗澡，他们在哪里洗衣服？”小莉一面牵着妈妈的手，一面连珠炮地发出了串串问题。
看得出来，年轻的心触电般地有了震动。
“他们都是无家可归者。”爸爸平静地说：“他们也有过美好的童年，但是后来，他们只晓得享乐，而没有努力去追求幸福，终于被抛在废物堆里了。”
全家人人离开了吵闹零乱，五光十色然而又衰败贫困的城区，车子来到了洛杉矶最富裕的比华利居民区。这里林阴夹道，各式各样的楼房屋宇掩映在红花绿树里，一个华丽的世界展现在小莉面前。小莉早就听说过，这是好莱坞明星们的住宅区，这些豪宅都是价值上百万，上千万的。
小莉不由地啧啧起来，“哇，好漂亮哦。”
黄昏时分，为了让小莉体会一下流浪者的“家”究竟怎样，全家人又驱车回到城里的贫困区。夕阳的余晖，斜落在冷冷清清的马路上，车子缓缓滑行，他们看见在建筑物剥落的墙边，已经出现用包装大纸箱排行的房子，纸箱上挖出不齐整的小孔，流浪者蜷在里面用呆滞的眼光从小孔射出来。
“这就是他们的家。”
回到家里，爸爸妈妈给小莉出了一道思考题：“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看你选择哪一条？”
5.13 香椿的诱惑
香椿，近年来在南加州渐渐受人喜爱。我们这帮晨练的朋友，在朝霞里碰头，就喜欢谈论香椿的好处，交流香椿的吃法。有次刘小姐一到，就从车上抱下来一大捆连叶带杆的香椿树枝，往野餐桌上一放，大家就你分我拣地瓜分了；当然，有糖尿病或家中有糖尿病人的，就多抱走一些。怎么个吃法呢？小李说，香椿的老叶子煮水，每次25片，每天喝，对糖尿病有好处。
报道说，香椿在蔬菜里抗癌效果最好，营养丰富，药用价值很高。香椿中的维生素C，具有抗氧化作用，维生素E和其它矿物质，也比其他蔬菜高。无形中更增加了香椿的诱惑力，许多人都来我们这群晨练族里打听、询问。没有吃过的，想尽可能点尝一尝；有糖尿病的，想要树苗回去种。
我家后园种有一棵已经有五年树龄的香椿，每年树上都蔓生出一些嫩苗，我经常摘下来送给晨练的朋友。每年春天，熬过了寒冷的香椿就吐出绯红色的嫩芽。细长的叶子带点光泽，散发出淡淡香味，我把嫩芽摘下来，炒鸡蛋吃，美极了。掐断了嫩芽的树枝，过几天后，又从旁边发出新芽，越来越多。
这两年，从大陆北方运来一些盐渍的香椿，我买来吃过。太咸，不太适合我们这些必须少油少盐的古稀老人，而且其味道也比新鲜香椿逊色多了。后来，我发现只要嫩芽，那么多的老叶子丢弃太可惜，煮水又嫌麻烦，我试了一个新吃法。将一些老叶子摘下，洗净、晒干，等叶子干得轻轻一碰就碎时，用手抹去的叶茎，将叶子放入塑料袋里，用手来回搓揉，等香椿叶碎成粉末，置入瓶子里，随用随倒，拌在饭里、掺入面条中、倒在沙拉菜里，又方便，又好吃。这种做法和储存法，让你日日有、餐餐有，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试。
5.14 菩萨会不会惩罚我
在城里转悠了一天，喉咙冒火，舌头仿佛掉在炒面的锅里。
走进中国城，一间唐人杂货铺里，一个墨西哥小男孩在街边仰头喝着可口
可乐。
阿炳仔大概放学了吧？早上出门时我嘱咐过他，回家后关好门，等爸爸回来。
凡是贴有Help Wanted贴纸的铺子都去问过了，没有贴纸的市场、旅馆、商店也去撞过运了。
有的需要有本地经历，有的说暂无空缺，有的说靠电话通话吧。
噢——噢。喝可乐的男孩打了一个长呃，奇怪地仰头瞪着我。
伸手摸一摸裤袋里的裤袋里的两块美金，还是忍一忍吧。舌头在口腔里缓缓地蠕动了一下。
避开熙攘的人群，转进奥街。有一间明亮的小庙堂，庙里有着惟一的一尊佛。
台山话！好熟悉，好亲切，好奇心拉住了脚步。
左手猛然被人攫住。惊回首，一个穿黄色袈裟的胖和尚，像花和尚鲁智深，但没有胡子。
“来，来。”胖和尚似笑非笑：“到里边睇一睇啦。”（粤语：看一看）
又硬又有劲的大手把我拽了进去。佛堂里闃黑漆漆地，我不禁心慌起来。
“正在装修，还没有灯。”我又被拽上了阁楼：“几大，几好，好便宜啊，要不要租一间？”（粤语：大、好）
想起了小说里的黑店。我语无伦次地“唔”“哦”“等我想想”“过几日”……
从黑暗处出来，经过佛堂，我想赶快离开。
“拜神啦！”命令般的声音从背后响起。我惊住。
“哪！”递过来一支神香。我机械地接过，双手拜了三拜。
祈求菩萨帮我找到一份工作吧。心在默默祷告。
我将香插进炉筒，刚转身欲走。
“给钱啦。”又一声短喝。我的手下意识地伸进裤袋，触到了两块美金。
稍一犹疑，我不敢回头，加快脚步溜出了佛堂。
在路上，心在打着小鼓：“菩萨会不会惩罚我啊？”
原载××××报2000年12月4日
5.15 暖器修复记
寒流袭来，气温骤然下降，屋子里有点像冷库，尤其夜里起来，猛打冷颤。开开暖器，火苗点燃不起来，第二天赶紧打电话向煤气公司求救，请派人来修理。
一辆画有煤气标志的Van停在门口，修理师按约定的时间来到。他这里摸摸，那里扭扭，鼓捣了一阵，我这个外行看不出他的什么名堂，忽然噗的一声，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我想知道毛病出在哪里，就用洋泾浜英语问道：“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他看我一眼，在本子上圈了两下，然后交给我一本暖气使用小本本，气也未吭就走了。
有暖气了，全家人都高兴，老伴最怕冷，要把温度调高一些；我又嫌热，要调低一点。当然免不了一番口舌争来吵去，最后折衷定个中间温度。一天，两天，安然无事。可几天后，夜里感觉被子透凉，老伴老往我这边挤，起床一看，暖器熄火了。想把恒温器拨过来，推过去，那一点点火苗一动不动。没办法，只好拥衾盼天明。
第二天，赶紧又求救煤气公司。又来了一位修理师，他拿着扳手转转，又拿着铁棍通通，一会开，一会关，火苗还是无动于衷。这位修理师在20多分钟里，使出了全身解数，那点星星之火，依然藏身不出。他向我耸耸肩膀：“这种暖气炉太旧了，我无能为力，你找专业技师吧。”这下我可着急了。冬天刚开始，没有暖气怎么挨过这漫漫的寒冬腊月？我立即搬出厚厚的“华人工商”电话簿寻求电器修理行。
第一通电话。
“你们家的暖器什么型号？”
“我不知道哪，我也不懂。”
“暖器是在房子下面，还是上面？”
“房子底下……”
“这种暖器我们不修。”
第二通电话：“你那个暖器什么型号？”“是在屋子底下那种——我家有地下室，人可以站立走动……”“这种暖器是几十年前的了，我们不修。”
第三通、第四通电话还是一样，说这种旧式暖器已经不生产，零件也难买，建议我换台新的，连安装人工费在内只要一千多元。
再联系了几处，还是如此，看来只好买新货了。可是看看狭窄的走廊，不适合安装，放在大厅，又觉碍眼。而我总在想：“多年来暖器都没有问题，前几天修理也可以将它点燃，会不会是线路接触不良？接触不良处又在哪里呢？我跑进地下室，就着淡淡的电筒光源，拉拉电线，按按电线的接头点，敲敲外面的铁壳，然后拨弄了一下，火苗居然轰地一声，顺着管路燃烧起来。看着熊熊的火焰，这时的我那高兴劲用心花怒放来形容真够恰当。
有一个我曾留过言的电器行来电话了，我告诉他现在暖器是点着了，但我没有把握，希望他们帮助检查一下。
“检查费45元。”
我想45就45吧，如果能检查出有其他毛病更好。半个钟头后，一个穿工装夹
兜的中国人来了，一看暖器可以运行，面上就露出了愠色。
“你给20块钱吧。”口气简短而且强硬。
“是不是到下面检查一下？”
“不用检查了。”他将手伸了过来。
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和这种态度，也怪我当时回话时心有犹疑，人家既然老远跑来，只好给他20元作为跑腿钱算了。
我自己找来胶布，把线路接头处细心包好，把线固定在柱子上，以免被燃烧时的冲击声震动松脱。暖器可以用了，我也省下一千多元。
我这个外行居然把暖器修好了，说是“瞎猫碰见死老鼠”吧，可也有它的必然性。修理师都不愿到地下室检查，当然找不出毛病，而我是下去观察、摸索才悟出了接头接触不良的原因，正符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所以，无论干什么事，能够找到事物的规律和相互之间的联系，问题就容易解决。
今年冬季又来临，我看了一下恒温指示器，哈哈，暖器还是好好的呀！
5.16 儿子的书包
该是放学辰光了，我走出门去。马路那头，一个瘦小的男孩正在走来，沉重的书包压在他肩胛上。他低着头吃力地往前迈。我赶紧跑上前，把他的书包卸下来。
“爸爸。”他直起腰，两肩向上耸动，憨笑的脸上还淌着汗珠。
他的书包确实沉，连我都觉得吃力。美国的教育真奇怪，孩子上小学时，从未背过书包，每天上学都是空手去空手回。如果有家庭作业，也只是一张印有习题的单页纸，用不了十分钟就写完的，所以孩子过得轻松。可一上初中，功课就繁重起来。我给儿子买了一个背带式书包，书包里有三大本硬壳精装书，每本约摸3磅重，还有镶着金属弹簧夹的硬壳Folder，加上铅笔盒、饭盒，塞得满满的书包起码也有15磅重。这个重量对于一个瘦小而正在发育的孩子来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为什么不放在学校的衣橱？”做爸爸的总是心疼儿子，“你就不用背来背去了。”
“老师还未分配。”儿子喝着冰镇饮料，脸上汗淋漓的泛着红晕。
后来虽然有了衣橱，但在家里要做作业，儿子还是背着书包来去。晚上，儿子在电话里跟同学做家庭作业，一讲几乎就是个多小时。听他在电话筒上侃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我感到慰惜又羡慕。
想起刚来美国第一年，我们暂寄住在五妹家。每天早上，儿子就跟着小表姐去
上学，按他的年龄，他被插入三年级，从ABC开始学起。有一天上课时，他尿急了，可不知道怎么用英语表达，他忍着，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时，悄悄溜出教室。当他从厕所回来，被老师发现，责问他到哪里去了，他张口结舌不会回答。当天晚上，小表姐带回老师的口信，说他贪玩，上课不守纪律。我听后很生气，严厉责问他，他噙着泪委屈地述说后，第二日由姑丈写了张字条向老师说明原由，才消除了老师的误会。
岁月倥偬。儿子每天背着沉重的书包来来去去，书包也背烂好几个。不知不觉高中毕了业进大学，又不知不觉儿子从UCLA毕业，进了硅谷一间电脑公司工作。
春节前，听说儿子回来过年，妻子就熬了排骨汤，准备了海参、大虾、红烧鱼等丰盛的菜肴，让久未见面的儿子好好补一补。
门铃声响在门外。是女儿把弟弟从机场接回来了。他背着一个长圆形大挎包，笑眯眯地走来：“爸爸。”
我高兴地接过他的挎包，哇，好沉！我将挎包放在沙发边，全家人欢欢乐乐地吃年夜饭。趁大家在天南地北聊天时，我检查了一下儿子的大挎包，里面有他换洗的衣裤、球鞋，一大摞业务上的资料，还有一台扁扁的手提式电脑。
夜深了，女儿回她自己的家了，妻子也就寝了。父子俩还坐在沙发上有聊不完的话。我们从儿子就业的英特尔公司和他所在的部门，谈到变幻莫测的股票股市，又谈到NBA及湖人球队，谈兴浓得不知月已西沉。
看着儿子在灯光下硕大健壮的身躯，丰满的脸颊上有微黑的胡须在唇边，做老爸的我心中好生喜欢。我又想起了从前。那年我们拿着移民通知单，飞到北京美国领馆办签证，面谈完毕，全家四口人一个个在表格上按指纹和签名。轮到小儿子时，他的个头只有柜台高，我抱起他让他伏在台上，小手握着圆珠笔，歪歪扭扭地下签他的中文名字。那西装毕挺的洋领事操着标准的普通话对他说：“小朋友，可别忘了这些字。”
儿子长大了，不再是那个写字歪歪扭扭的男孩，也不再是那个背着沉重书包吃力迈步的男孩，而是一个肌肉丰满的年轻小伙，一个有精密头脑的硅谷人了。看着他在手提电脑上聚精会神地点着键盘，老爸的心头涌上一种慰惜和难以入眠的喜悦。
5.17 理发
该理发了！
小姐问我：“要怎么剪？”
“随便。”我在镜子里发现小姐有点犯愁，加了一句：“剪短就行。”
我这个人对于理发从来不去讲究，什么发型、什么款式，毫不在乎。尤其到古稀年纪，满头斑白，满脸皱纹，还臭什么美呢？
我不喜欢理发师手持小剪在头上慢慢悠悠，那样子我肯定被催眠得鼾声大作。我就喜欢理发师用电剪，嘁里卡嚓三下五除二推完就好，但是，千万别推光头，我头上有小时候留下的疮疤，连阿Q都忌讳呢！何况是我。
记得小时候，头发长了，爸爸就递给我一个卢比：“去剪头啦，头毛长得像乞丐。”我兴冲冲跑到隔街理发摊。阿添叔见我来，就在那张陈旧的木椅上摆一张小木凳，我就坐在小木凳上让他摆弄。人们说阿添叔才从唐山出来，不会缅甸话，又没有钱做生意，摆摊糊口。他的客人很少，大多是小孩子或者是老头子，我找阿添叔理发是贪图便宜，上店里要一个卢比，阿添叔只收半个卢比。舅舅常说：“阿添识剪鬼啊，唔识剪罗！”有一次我理完发回家，舅舅就讪笑说：“哇，怎么狗啃似的？”镜子里的我，脑袋两侧系一茬一茬刚收割的稻田。妈妈赶紧给我打圆场：“唔紧要，过几日就长齐啦。”
抗战时期，我们逃难回到昆明，理发店都没有电扇。（听说有，但电费很贵）有一回我进到铺子里，看见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少年在里面站着，用手一下下地拉动一块很大的屏风，扇起一阵一阵气流，这就是“风扇”。我正低着头让师傅用手剪推着，突然听见一声吆喝：“要死啦？用点力！”我从镜子里斜眼睛瞄见拉“风扇”的男孩被老板扇了一个耳光，疲倦的眼皮惊吓地睁开，赶紧用力拉动那面从天花板垂下来的大屏风。我觉得他好可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讲究什么“飞机式”、“原子式”，喜欢擦发腊，把头发梳得高高的，擦得亮亮的，滑得苍蝇在头上要拄拐棍。可我生性随便，钟意“一边倒”——头发不分边，用手指抹向一边。我之所以如此，一是懒，方便洗，不用梳，二是物质匮乏，每人每月只有一张肥皂票，洗衣服都不够用呢。
我去墨西哥人开的Barber Shop，老墨问我要剪什么样。我不会说，就指指墙上的照片，有时就回答：“Cut it short, ok!”
反正剪短就行了，我不在乎什么样式。有时老墨指给我看旁边一小年轻的发式，头两侧推得光光，到头顶时截然一圈长长黑发，那是年轻人的新潮，我却视之恶心。
老墨问要不要剪？我说：“No, I am not a kid!”
原载2002年3月20日《明日报》
5.18 明星球鞋及其他
几个银发族凑在一起，七嘴八舌，话题谈到了青少年追求明星球鞋及名牌服饰一事。
“唉呀，现在的孩子可难侍候，老爱跟同学比较，什么名牌鞋、名牌服饰啦……”
“可不是吗？我家那个孙子，他爸爸给他买的不是明星鞋，他又哭又吵，说什么也不穿，他说同学们会讥笑他。”
“我家隔壁那个小姐才刁蛮呢，考上大学了，她爸爸买一辆新车送给她，因为不是名牌，她发脾气，说什么Too Cheap，闹着要她爸爸换成名牌跑车。”
“我那个女儿也是，过两个星期是她的Birthday了，我一直为难，不知该买什么礼物，不是名牌她就不高兴，看来只好带她上Mall让她自己挑选罗。”
银发老人在闲聊中，有的神情激动，有的摇头叹息，有的漫无所谓，有的觉得无奈。他们都经历过战争、动乱、流离、饥饿、贫瘠的岁月，看看现在的儿子、孙子一个个像小皇帝样左挑右剔，百般感慨。
“你还说不得哩，他们说你老土、老古，说什么so what?”
在下的我，也口无遮拦地插嘴说了一通。我说，我那个儿子上小学时，对什么名牌还没有反应，上中学后，就慢慢计较起来了。我在Kmart给他买球鞋，他撇撇嘴，有点不高兴，我知道他想要魔术强森的明星鞋。这种鞋价钱是80～90元，我没买。我对他说，刚来美国，爸爸妈妈的收入有限，买其他牌子也照样穿嘛。我儿子很喜欢篮球，他的偶像之一是活塞队的后卫艾塞·托马斯，我就把报上登载的托马斯的故事讲给他听。托马斯家很穷，兄弟姊妹多，他妈妈去Yard Sale给他买了一双旧鞋，才两元钱，而且左右颜色都不同，托马斯也照样穿，人家后来成了美国的篮球大明星呢。
我儿子心安理得地穿了。
“是啊，孩子们还是讲道理的。”宋太太颇有感触地说：“孩子们你不能不管，但也不能管得太死，要给他们讲道理。我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个个都听话。我那个小孙子，一碗饭吃不完，他挨到我身边：‘奶奶，帮帮忙，我吃不下。’我说：‘好，奶奶帮你吃，不要浪费。’他们都不敢浪费，吃完饭，桌子上不留残粒，饭碗干干净净。孩子们小时还是严格要求一点好。”
5.19 母亲只身搭机记
母亲年已古稀，体型略胖，龙钟颓唐。移民美国的五女儿劝母亲移民，母女团圆，享受晚年。母亲却一再拒绝，她说父亲灵骨在仰光，她死也要伴陪父亲，俩老相濡以沫几十年，不愿分离。可是，母亲膝下只剩下两个幼稚女儿，那些长大了的，早
就像鸟儿离巢，天南海北，各居一方。大儿子在昆明，大女儿在缅甸山芭，二女儿在天津，四女儿在芒市，小儿子在澳门。母亲每每思儿念女，长夜难眠。五女儿劝她，如果母亲赴美，将来可以申请幼稚女儿全体移民，合家团圆。母亲思前想后，答应了五女儿的要求。
困难之处是，母亲是个从不爱出远门的人，不惯舟车晕浪，不懂英语，独自一人乘机远航，恐生意外，五女儿又有一对稚龄儿女缠身，不能前往迎接母亲。怎么办？五女婿想出一妙策。他赶忙制作一些卡片，卡片就像儿童识字图片一样，一面注中文，一面写英文，寄给母亲。比如“我要前往洛杉矶”、“我的座位在哪里？”、“我要晕机”、“我口渴”、“我肚子不舒服”、“我感到冷”……凡是可能出现的情况，都用双语写在卡片上，方便母亲必要时，选择卡片交给空中小姐。
谢天谢地，第一次乘飞机的母亲，从仰光起飞，途经香港，十几个小时的航程，在航空小姐照顾下，平安无事来到了一个新天地，见到了离别多年的女儿、女婿和两个可爱的外孙。一年后，在女婿的帮助下，母亲就申请散居各地的儿女来美，实现了全家团圆的愿望。儿女们个个成家立业，母亲高高兴兴，儿孙满堂不用再操劳。周末，儿女们陪母亲筑四方城取乐，开家庭派对，老老少少，三代同堂，以母亲为中心，组成一副温馨的天伦图。
母亲长眠玫瑰山已多年。每年，儿女们、孙子们都带着母亲喜欢的包子、粽子、煎堆和新鲜水果，到绿草茵茵的玫瑰山上和母亲相会，叙谈，舒解母亲孤寂的幽魂。
原载《我们的故事》洛杉矶缅甸华中校友会编2007年澳门出版
5.20 求职出糗记
刚来美国，不知道去那里找工作，怎样找工作。有人告诉我，凡是门上贴有“HELP WANTED”字样的店铺就在招人。于是，我整天到街上跑，一条街一条街地逛，一家店一家店地看，见到有招工贴纸的店铺，就进去问。有的要我填表，有的看我不懂英语就拒绝了。一两个月内，也不知填了多少表，都是如泥牛入海，无声无息。我在中国城看到过几间贴有“征求文员”的商店，进去一问，经理就说：“你有本地经验吗？”有的问你从那里来，我一说是大陆来的，他们就不欢迎（那是上世纪80年代，文革的影响造成他们害怕大陆出来的人）。
我，每天就像个困在玻璃罩里的苍蝇到处乱撞。后来，有人告诉我，到政府办的就业介绍的试试看。我去了，里头一排排等待着面谈的失业人员坐着。有墨西哥人、黑人、亚裔面孔的菲律宾人、越南人、韩国人和讲中国话的侨胞。我望着一大块墙头上密密麻麻地贴着各种招工纸。都是用英文写的。很多工种名词我都不懂，只好往最低工资上找，我想工资低的工种一定是简单的体力劳动，不管是什么
工作，我都不嫌弃。我在3.25元/小时的招工纸上看上一份，就抄下编号，告诉政府工作人员。还好，一个东方脸孔的中年女人和我接见，她会讲香港话，她把我的姓名、年龄、国籍和简历输入电脑后，告诉我这工作要求不高，只要会看尺寸就可以。我很有把握地说，看尺寸没问题。她就给我开了一张介绍信，画了一个该工厂的地址草图，说祝你好运。
我很高兴，奔波了两个多月，今天找到工作就好了。我信心满满，在国内干工厂干了20多年，我能称化学天秤，重量误差只在万分之一。在水泥厂负责水泥浆配料，碳酸钙占多少，铝酸盐占多少，氧化铁占多少，我都搞了好多年。小学生的鸡兔同笼，复杂的四则运算都难不到我。何况只是看尺寸这简单而又简单的事呢！
递过一张申请表给我。我填完后交给他。不多一会，一个中年白人出来接见我，他叽哩哇啦讲了一通，我听得朦咙咙，但不懂装懂地点连连头头。不过有几句话好像是好，他要测试一下我会不会看尺寸。我说我会。他交给我一把尺子，问我35/8寸在那一点？我拿过尺子一看，天呀！这是英尺！不是我在国内用惯的公尺！我看得傻了眼，头脑突然嗡嗡起来。我们从小学的是国际公尺制，那有什么几分之几？我头发胀，额上沁出了汗液。我强装镇静，找到了三寸的地方，可是5/8在哪一点上呢？我斜睨一眼，那个白人奇怪地瞪着我。我装着不惊不慌地在尺上指了一点给他看，他摇摇头：“NO!”然后又问我1尺5/8寸在哪一点？我极力掩饰第一次失败的尴尬，找到1尺的地方，可5/8又在哪里呢？我心里默祷，这次不能再错了，再错就会鸡飞蛋打了。犹豫了一阵，不能再拖了，于是我就在我认为的地方点了一下。那个白人又摇摇头。我一听，急了。“我可以学”，我用我的英语抢着说，“你用我，我一定学得会……”，“NO!”他坚决地打断我的申辩，“你去学校学会了再来应试吧！我们这里不是学校”。他说完，转身闪进了里间屋。
简单的，连小学生都应该懂的常识都答不出来。我带着得到一个鸭蛋的难过心情，羞愧地溜进了我的老爷车里，眼睛有点模糊起来。
20年前的糗事，回忆起来也觉得好笑。
原载《我们的故事》洛杉矶缅甸华中校友会编 2007年澳门出版
5.21 朝思暮想四十年
小时候在仰光，我们兄妹最喜欢母亲做的咸鱼蒸猪肉。每当母亲轻轻揭开锅盖，随着腾腾热气冒出来醇美的阵阵香味，哇！好香啊！我们几个孩子不约而同地叫起来，用鼻子深呼吸，几只贪婪的眼睛望着妈妈用白布衬着，把饭锅里的瓷碗端出来，放在桌子上。瓷碗冒着蒸气，里面是碎肉伴着梅香咸鱼，还有一小撮黄黄的姜丝。妈妈把白饭一碗一碗盛好，递给围在桌边的孩子们。
我们都大口地扒饭，肉汁拌饭，更是胃口大开，每个人都多吃了半碗饭。
这道咸鱼蒸猪肉吗？其实是广东人很普通很平常的一道菜，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只需把猪肉剁碎，拌上小块切碎的咸鱼，铺上切细的姜丝，用大火蒸熟即可。
可惜，我离开家后，再也尝不到咸鱼蒸猪肉的味道了。回国后，上学吃的是食堂的大锅饭，几乎餐餐是炒青菜或煮萝卜。后来参加工作，仍然吃的大锅饭。我们住在边疆地区，往往在孤独的夜晚，在梦里去回味母亲做的咸鱼蒸猪肉，以舒解肚里的馋虫了。
后来，结婚、生儿育女，又遭遇文化大革命，物资缺乏，粮食、食油、猪肉、副食品，什么都要凭票供应。我们一家四口，两个人的粮食关系在食堂，两个小孩的粮食关系在家里。每人每月猪肉供应半斤，要想吃咸鱼蒸猪肉，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似的。首先是买不到咸鱼，肉是有，但是也不理想。老伴一早起来，走两里路去肉铺排队，等到九点、十点时，买回家的肉，皮厚肉瘦，如果做咸鱼蒸猪肉，一大块肉皮就难处理，只好连皮带肉，剁成一块块，加上酱油和糖，熬成红烧肉就算打牙祭了。所以，孩子们从来就没有尝过什么咸鱼蒸猪肉。这道菜是我四十年里朝思暮想的珍肴了。
来美国后，到超级市场买菜，看到鱼肉巨虾，样样齐全，什么都有，琳琅满目。就说咸鱼吧，有细如碎金的咸鱼仔，有包装精致的尤鱼，那大条大条用塑料包装得齐整的梅香咸鱼，更是令我心动。我买了一条回家，把鱼肉剔下切成小块，拌上碎猪肉，铺上细细黄黄的姜丝，蒸了一碗，全家人大快朵颐，齿颊留香。孩子们也算开了眼界，好不痛快。那剔下来的鱼骨熬稀饭，也照样味道鲜美，十分诱人。
无奈上了年纪后，医生屡屡嘱咐，老年人的饮食，要少油少盐，食要控制，腌制物要少吃。所以只好望鱼兴叹。几次在市场货架前徘徊，在梅香咸鱼前，都被老伴劝开。不过，我还是说：“嗳，等儿子回家，再蒸一点让他尝尝吧！”
原载《我们的故事》洛杉矶缅甸华中校友会编 2007年澳门出版
5.22 山姆妈妈
老伴在Sam’s Club工作。最近，公司颁发了一张服务15年的荣誉奖状给她。我也替她高兴。15年，她站在商店门口迎来送往，和顾客结下了亲密的友谊。白人、黑裔人；菲律宾人，韩国人，中国人，都热情地和她打招呼，她也亲切地笑脸相迎。15个冬去春来，人们从称呼她“Miss Sam”、“Mrs Sam”到“Mom”，说明她的青春在岁月沧桑中流逝。
记得刚来美国，全家只有一辆老爷车，我上夜班，车归我使用。老伴只好天不亮就起床赶巴士，路上转车两三次，每天收工回家，已是华灯初上时刻。辛苦挨工
不打紧，还经常被炒鱿鱼。最初三年里，她在皮鞋厂做过涂胶工，在车衣厂做过计件工，在金属厂做过剪片工，在办公室做过煮咖啡的勤杂工。因为工作不稳定，心里很烦恼。她下定决心，发奋学英语。于是，每天下班后，她又匆匆赶到成人学校学英语，却往往迟到，有时赶到课堂，课已上到一大半。老师体谅她的辛苦，还是在班上表扬她的勤学精神。
15年前，她又失业了，在成人学校学了收银员的课程后，就到Sam’s公司申请工作，申请表交去了，迟迟没有消息。她就隔三差五地跑到公司人事部询问，她不灰心，也不怕碰钉子。开始，他们可能嫌她英语不好，对她敷衍，过了将近三个月，他们看她态度诚恳老实，才同意面谈，并批准她的申请。原来，她是该公司唯一一位中国雇员。开始工作的头两年，她的不灵光的英语确实给她带来不便。有的顾客进门不出示证件，有的出门不展示发票，或者故意刁难。但她还是忍气吞声，微笑相待，坚持原则。有几次，总公司来人检查，故意不显身份，被她婉拒在门口，最后还得到了表扬。
许多人以为，站在门口检查和接待顾客这一工作非常轻松、简单。其实不然，每天八小时站着，枯燥单调不说，天长日久，下班后脚就僵直发肿，一到家躺下，就不想再起来。有几年，老伴的脚拐肿得走路都困难，趔趔趄趄，但为了五斗米，不得不咬牙坚持，忍着泪珠往肚里吞。15年里，站在门口的工友换了几个，只有她一人坚持到现在。
一些缅甸来的新移民，都说她缅甸话讲得标准（老伴出生在缅甸），都喜欢和她讲话，像遇到亲人一样。其它族裔的人一来，就用中文“您好吗？”、“再见”打招呼。有的就说“嗨，Sam’s Mom”，有顾客出门时，小孩子喜欢拿发票让她画一个笑脸（smile face）。最近，有个妇女带着一个壮硕的小伙子来买东西，对老伴说：“你知道吗？以前他才这么高，现在这么高了。”（边说边比划），老伴看着有点腼腆的小青年，惊喜地说：“哦，是呀！时间过得真快！”
原载《我们的故事》洛杉矶缅甸华中校友会编 2007年澳门出版